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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士敦生平介绍,紫禁城的黄昏

庄士敦是苏格兰人,出生于爱丁堡,毕业于爱丁堡大学和牛津大学,因对中国文化感兴趣而于1898年到了中国。他先后在香港、威海卫的英殖民政府工作,之后成为溥仪的老师,教授他英语、数学、地理等知识,被溥仪称作“我灵魂的重要部分”,此外他也曾是钱钟书的老师。庄士敦著有《紫禁城的黄昏》、《佛教中国》等作品,回到英国后于1938年病逝,享年63岁。人物生平 初到中国 庄士敦于1874出生于苏格兰爱丁堡,先后毕业于爱丁堡大学、牛津大学,主修现代历史、英国文学和法理学。1898年,庄士敦经过激烈角逐考入英国殖民部,同年以东方见习生身份被派往英殖民地香港。由于其优秀的汉语水平,庄士敦在港英政府中不断升迁,先后出任辅政司助理、港督私人秘书。1904年经骆克哈特力荐,庄士敦被殖民部派往租借地威海卫,先后任政府秘书、正华务司和南区行政长官等要职,获英国政府授予“高级英帝国勋爵士”勋章。 初到中国的庄士敦已具有相当深厚的东方学功底,很快迷恋上中国的文化、历史和风土人情,并积极致力于对儒、释、道、墨以及中国地理、唐诗宋词的研究,足迹遍及各省名山大川和名刹古迹。从此,庄士敦以官员兼学者身份在华工作生活了三十余年。 仰慕中华 庄士敦是一位汉学功底深厚的学者。在中国生活的三十余年里,他广猎经史子集、诗词歌赋,对中国的儒家文化和佛教哲学十分推崇。 1901年,庄士敦以 “林绍阳”的笔名在伦敦出版《一个中国人关于基督教传教活动向基督教世界的呼吁》一书,指责基督教会的传教士试图以宗教改变中国的做法,引起英国宗教界的猛烈抨击,称他为“一个愿意生活在野地里的怪人”、“英国的叛徒”。 庄士敦崇尚儒家思想。来华后他不仅为自己起了汉名庄士敦,还按照传统为自己起字“志道”,该字取自《论语》“士志于道”。在庄士敦的著述中,绝少出现同时期西方人眼中对中国人的歧视意味和阴暗色调,更多是为中国的传统习俗进行辩护。在庄士敦眼里:“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处在各自社会发展的试验阶段,因此不管对哪个半球而言,把自己的意志和理想强加给另一方是不明智的。”为此,他不仅反对洋商们急欲把中国进行社会和经济西方化改革的企图,而且尖锐地抨击西方教会在华的变相传教行为。同时,庄士敦也反对中国自身的激进思潮——革命。他认为如果完全摧毁中国自己数千年的传统,就可能同时毁掉一切在中国人的生活和思想中起良好作用的事物。庄士敦这样描述:“如果在漫长的改革过程中,中国逐渐轻视并放弃她几千年来所赖以依靠的所有支柱,如果她使自己所有的理想、生活哲学、道德观念和社会体制全盘西化,则她的确会变得富有、进步与强大,甚至会成为世界之霸,但她也会因此而丢掉更多优秀而伟大的品质、她的幸福来源,所有值得她自尊自强的东西都将一去不复返,代之而起的将是成千上万个村庄派出所!” 庄士敦十分热衷旅行,在游历的同时切身体会当地风土习俗,写出大量关于中国的著述,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史料和学术研究价值。庄士敦还被佛教哲学深深吸引,他大量阅读佛家经典,遍访名山宝刹,与众高僧法师探讨佛教理论,认为“佛教思想较《圣经》远为深奥”。1906年,他沿长江而上抵达四川、西藏。1908年,他到达了五台山、九华山、普陀山等地,沿途考察佛教圣地,为研究佛教理论搜集第一手资料。1913年,他再次走上普陀山之行研究观音文化。在此期间,他沿途实地考察著成《从北京到瓦城》、《佛教中国》等书籍,提出中国的儒家思想与佛教思想相结合,方能彰显中华文化之精髓,是拯救未来世界之良方。 西洋帝师 1918年,清逊帝溥仪的老师徐世昌因要出任民国大总统而辞去“帝师”之职。经李鸿章的次子李经迈推荐,徐世昌代向英国使馆交涉,聘请融贯中西的庄士敦担任溥仪的新老师。1919年2月,庄士敦处理好威海事宜后赶赴京城,开启了自己的帝师生涯。这一年溥仪14岁,庄士敦45岁。庄士敦带着先进的西方思想与现代科学步入紫禁城,为这个古老皇宫带来了新气象。依据溥仪自传《我的前半生》中回忆,年少的小皇帝对这位“苏格兰老夫子”以及其带来的西方事物充满好奇和崇敬。庄士敦则对这位特殊的学生竭诚尽忠,倾其所知相授。 在皇宫中,庄士敦教授溥仪英文,为他讲解西方的历史、生活和风俗,并为他起了个英文名“亨利”。日子久了,庄士敦与溥仪之间淡去隔阂,信任倍增。1922年,溥仪在大婚之日赏赐庄士敦“一品顶戴”,这是清朝官员的极高荣誉。庄士敦兴奋异常,他恭敬地戴上官帽、身披大臣朝服(尽管此时清朝已终结多年),在北京的居住地拍了张照片寄送给英国的众多亲友。此后的岁月里,庄士敦向溥仪传授西方的君主立宪思想,并提议溥仪到欧洲留学。他由衷期盼溥仪复辟后能成为优秀的国家元首,并拥有英国绅士般的非凡气度。 庄士敦的到来让自幼封闭宫中的溥仪大开眼界。在这位洋夫子的引导下,溥仪戴上了眼睛,剪掉了辫子,在宫里装上电话,骑起自行车。在庄士敦的介绍下,溥仪会见了一些外国使节,还和胡适通电话。很快又改革宫内的财务制度,把一千多人的宦官队伍裁汰到一百余人。庄士敦开始成为宫廷内务大臣的眼中钉,但是溥仪喜欢他,还加封他为御书房行走、颐和园总管。就这样,庄士敦陪伴溥仪度过了紫禁城最后的黄昏,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帝师,也是帝国历史上极少数的外籍高级大臣。1924年,溥仪被国民政府彻底赶出紫禁城,在庄士敦的帮助下借道英国使馆逃往日本辖区。庄士敦就此去职帝师职务,返回英国租界地工作。 威海长官 庄士敦是威海卫作为英国租借地的最后一任长官,在威海卫先后任职长达16年,是威海卫近代殖民史上继骆克哈特后又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1904年至1918年,庄士敦在威海卫工作期间比较公正廉洁,经常独自走村串户调查社情民意。他能用流利的威海方言与百姓交流,了解平民的思想和期盼。他还进行过一些行政管理方面的改革,比如老百姓告状,原来必须层层上递,改革后可以把状纸直接递交庄士敦,不再受村长社首的限制。 身为英殖民地管理者,庄士敦的出发点是维护英国在华利益,但他并没有像其他殖民者那样强行打破故有传统,扰乱当地的风俗习惯,在治理方式上则较过去压迫民众的封建官僚先进许多,因此庄士敦在当时威海卫的声望还是比较高的。对于威海人民的生活,庄士敦曾满怀深情地描述:“如果不发生官司或家庭纠纷,他们的生活是非常宁静幸福的。他们有一个良好的气候环境。同时他们良好的体格和精神状态也证明他们的日常生活还是不错的,在收获的季节里,大人和孩子都在田里忙碌着,在长长的冬夜里,他们围坐炕上以便取暖,白天他们就出去捡柴火,或站在他们的界沟里看从爱德华港出来的奔跑在他们祖先土地上的英格兰马。每周三次他们用驴子驮着货物到威海市场上去卖,妇女们则在家缝补闲聊。” 1927年,再次被派往威海卫任行政长官的庄士敦负责主持将威海卫归还中国的事项。1930年10月1日,庄士敦代表英国政府参加威海卫归还仪式后卸任,结束了英国对威海32年的殖民统治。离开前,他在威海留下一句稍带自负的话:“我坚信你们将会得到一位比我能力强的领导人,但绝不会遇到像我那样对威海卫有如此深厚感情的领导人。” 返英治学 归国后,庄士敦在伦敦大学任中文教授,兼外交部顾问。1934年,庄士敦回到中国,把他写的《紫禁城的黄昏》送给溥仪,请溥仪为其作序。此时溥仪暂住天津,正为南下还是北上而犹疑,两人曾为此密谈数日。庄士敦回国不久,溥仪就以祭祖名义逃往满州。1935年,庄士敦再次来到中国,到长春觐见溥仪。溥仪设下家宴招待庄士敦,希望他能留下辅佐自己,但庄士敦婉拒了,这也是他最后一次来中国。从1931年到1937年,他在伦敦大学教授汉学,继续传播着中华文化。 病故家乡 庄士敦一生未婚,晚年用其著作版税在苏格兰买了个小岛,给其岛的居室分别起了松竹厅、威海卫厅和皇帝厅等名字,并升起满洲国的龙旗。还在其住所办了个陈列馆,陈列着溥仪赏赐给他的朝服、顶戴、饰物等物件。终其一生,庄士敦都热爱、眷恋着中国。在他看来,中国应该通过君主立宪过渡为现代国家,在皇室的继承中保存上溯千年的传统和文化。但这样的遐想在其有生之年面对溥仪俯首日本为傀儡而已开始瓦解,他最终拒绝了溥仪的挽留,离开了中国。 1938年3月6日,庄士敦带着些许遗憾和对中国往事的无尽思念在家乡爱丁堡逝世,享年63岁。溥仪为何说庄士敦撒谎 审讯室里,溥仪坚称自己是被迫称帝的,而庄士敦的书《紫禁城的黄昏》却写着皇帝是自愿的,溥仪反驳是庄士敦说谎,审讯官又核对了溥仪奴仆的供词,证明说谎的是溥仪。 1934年,日本侵吞了东北三省,一心想复辟的溥仪不顾众人的劝诫,以“中国背叛了我”为理由,自愿去了长春,登上了伪满洲国皇帝的宝座,他企图利用日本人,在满洲富饶的土地上,建立自己的国家。他渐渐明白,自己不只是受害者,也是祸首的一员,他坚决把一切罪恶承担,包括那些根本不属于他的罪恶。 1935年发生了“学院政变”,被激怒的同事要将其逐出学院。不过,庄士敦运气好,他的《紫禁城的黄昏》正好出版,风头一时无两。结果不但政变未遂,还续签了三年合约。续约后庄士敦立即请假半年,说满洲国大皇帝溥仪先生邀请他去长春叙旧,还说学校要找他不用登报,写信即可,地址写“满洲新京皇宫大内长官转”。学院担心信件转交的稳妥性,他说东方古国有句名言叫“是中国人就转”,肯定能收到。 在长春与溥仪见面的同时,庄士敦还会晤了日本宣传机构官员,促成了《紫禁城的黄昏》日文版发行。日文版中的“龙归故里”一章,庄士敦将溥仪与日本军方的私密聊天记录大白于天下。这个无心之举导致十年后在东京法庭上溥仪差点被判绞刑,急得辩解:“此人胡写书,急着卖几个钱。”人物评价 庄士敦作为带着西方思想和技术前来统治在华英殖民地的西方人,却是个著名的反西方基督传教人士,终其一生对中国文化一往情深,崇尚儒家,信仰佛教。他认为儒、释、道是中国人的根,是中国人独有的宗教。他不仅是末代皇帝溥仪的老师,还曾当过当代文学大师钱钟书的老师。在他的教导下,禁锢于皇宫的末代小皇帝了解到真实的世界,接触到更为先进的思想。对溥仪个人而言,其影响是终身的,而溥仪则评价庄士敦是“我灵魂的重要部分”。 从政治上讲,庄士敦是英国派遣中国的殖民地管理者,还全力支持复辟帝制,反对共和革命,对中国近代的政治发展实无正面贡献。但就个人而言,庄士敦终其一生热爱中国,他在中国生活的34年间足迹踏遍各名山大川和名胜古迹,在任威海长官的十余年间善待百姓、守法奉公,亦没有扰乱或强行改变当地的固有风俗,在返回英国后仍积极致力于中华文化的传播。从这个层面讲,庄士敦是中国陷入苦难岁月时的西方友人。 庄士敦在担任清逊帝溥仪的老师后终生以清朝大臣身份自居,出入行清朝礼节,并满心希望清政府能复辟成功。与此同时,他又极度反感西方的强盗侵略行为,认为应该以中国人自己的方式治理这片土地。从当时的中国政治派别看,庄士敦属于“保皇派”中的革新者,政治观念与其校友、同时代的辜鸿铭十分相似。

中文名:庄士敦

很早就想写有关庄士敦的《紫禁城的黄昏》这本书的评价了,但一直不知如何入手,以致到现在,回想起书的内容也不甚熟悉了,只记得残破的封面和泛黄的书页,斜倚在近代史专栏的书架上。但现在不写,以后估计也够呛写了。

溥仪洋老师庄士敦简介 庄士敦是怎么死的?

外文名:Reginald Fleming Johnston

  西方人在中国,东方的冒险,是很容易引起他们的兴趣的。从马可·波罗到安娜·里奥诺文斯再到庄士敦,其实他们承受了很多异样的眼光。大部分东方人眼里,他们是文化侵略者,殖民美化的代言人;而在西方人眼里,他们又是不融入主流社会,喜好东方的“异类”,叛徒。

清朝末年,外国列强以船坚利炮叩开清朝大门。闭关锁国多年的清王朝,被迫面向世界,而那个时候的它已经太过弱小。

国 籍:英国

  1919年,时任英国殖民部官员庄士敦经李经迈推荐,由英殖民地威海卫到北京赴任,担任“帝师”。这一年,溥仪14岁,庄士敦45岁。也许他自己不知道,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西方人的“帝师”。直到1924年,宣统皇帝溥仪被冯玉祥赶出紫禁城,庄士敦担任了这位小皇帝的帝师5年有余。

在屡次败于外国列强之手后,原先盲目自大的人们终于意识到了两者间的差别。有识之士认识到必须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武装自己,西方思想传入中国,史称西学东进。

出生地:爱丁堡

  有关于庄士敦的评价,往往很负面。庄士敦本人,以及《紫禁城的黄昏》一书都极力反对民主共和,为复辟“叫好”,认为中国最适合君主立宪,庄士敦本人也希望将溥仪培养成一个英国绅士一样的君主。在很多人眼里,帝师庄士敦与在袁世凯手下不明就里的莫里循一样,都是民主共和的反对者,中国革命的拦路石。但在我看来,庄士敦尽管判断错误,失误频频,但他仍是一个目光毒辣的洋人。

在当时稍有些远见的人家,在继续中国传统教育的同时,也会让孩子们接触到西方思想。甚至于一些上层贵族,还会专门给孩子聘请英语老师。

职 业:清朝宣统皇帝的外籍帝师

  在庄士敦看来,中国人不适合实行民主共和的主要原因仍是维新派民智未开的观点。在他看来,一类百姓对政治政体漠不关心,因为他们还不能解决自己的温饱问题;另一类百姓则希望“明君出世”,解决军阀混战的混乱局面一统中国。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君主还是有市场。鲁迅在呐喊里也刻画了很多这样的人物:

溥仪作为末代皇帝,虽然后来退位了,但教育仍然是没有落下的。就好比说他还有一个洋老师,名叫庄士敦。

毕业院校:爱丁堡大学、牛津大学

  七斤嫂看着七爷的脸,竭力陪笑道,“皇帝已经坐了龙庭,几时皇恩大赦呢?”
“皇恩大赦?——大赦是慢慢的总要大赦罢。”七爷说到这里,声色忽然严厉起来,“但是你家七斤的辫子呢,辫子?这倒是要紧的事。你们知道:长毛时候,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

 鲁迅《呐喊·风波》

庄士敦是苏格兰人,从爱丁堡大学和牛津大学毕业,随后经过激烈的竞争获取到英殖民地香港工作的机会。因为他中文说的好,因此在港英政府中不断升迁,后又比派往威海卫工作。

代表作品:《紫禁城的黄昏》、《佛教中国》、《儒家与近代中国》等

正好像自古中国人就期待儒家的清官主事,如果清官没有,那他们就会期待侠客为他们伸张正义,似乎从来都没有考虑过韩非子那一套。庄士敦到的时候,中国亦是如此。民主共和,君主立宪,无论说哪一种,似乎都不是“深入民心”,而民众们知道的,无非是皇帝已经不再管用了,枪杆子和洋人似乎更能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说话。即使现在,红歌的歌词和“打虎”都是明君再现的一种形式。

庄士敦担任溥仪老师的契机,在于溥仪另一位老师的离职。1918年溥仪的老师徐世昌因为要出任民国大总统,而辞去“帝师”职位。

庄士敦–清朝宣统皇帝的外籍帝师

庄士敦于1874出生于苏格兰爱丁堡,先后毕业于爱丁堡大学、牛津大学,主修现代历史、英国文学和法理学。1898年,庄士敦经过激烈角逐考入英国殖民部,同年以东方见习生身份被派往英殖民地香港。由于其优秀的汉语水平,庄士敦在港英政府中不断升迁,先后出任辅政司助理、港督私人秘书。1904年经骆克哈特力荐,庄士敦被殖民部派往租借地威海卫,先后任政府秘书、正华务司和南区行政长官等要职,获英国政府授予“高级英帝国勋爵士”勋章。初到中国的庄士敦已具有相当深厚的东方学功底,很快迷恋上中国的文化、历史和风土人情,并积极致力于对儒、释、道、墨以及中国地理、唐诗宋词的研究,足迹遍及各省名山大川和名刹古迹。从此,庄士敦以官员兼学者身份在华工作生活了三十余年。

庄士敦是一位汉学功底深厚的学者。在中国生活的三十余年里,他广猎经史子集、诗词歌赋,对中国的儒家文化和佛教哲学十分推崇。1901年,庄士敦以 “林绍阳”的笔名在伦敦出版《一个中国人关于基督教传教活动向基督教世界的呼吁》一书,指责基督教会的传教士试图以宗教改变中国的做法,引起英国宗教界的猛烈抨击,称他为“一个愿意生活在野地里的怪人”、“英国的叛徒”。庄士敦崇尚儒家思想。来华后他不仅为自己起了汉名庄士敦,还按照传统为自己起字“志道”,该字取自《论语》“士志于道”。在庄士敦的著述中,绝少出现同时期西方人眼中对中国人的歧视意味和阴暗色调,更多是为中国的传统习俗进行辩护。在庄士敦眼里:“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处在各自社会发展的试验阶段,因此不管对哪个半球而言,把自己的意志和理想强加给另一方是不明智的。”为此,他不仅反对洋商们急欲把中国进行社会和经济西方化改革的企图,而且尖锐地抨击西方教会在华的变相传教行为。同时,庄士敦也反对中国自身的激进思潮——革命。他认为如果完全摧毁中国自己数千年的传统,就可能同时毁掉一切在中国人的生活和思想中起良好作用的事物。庄士敦这样描述:“如果在漫长的改革过程中,中国逐渐轻视并放弃她几千年来所赖以依靠的所有支柱,如果她使自己所有的理想、生活哲学、道德观念和社会体制全盘西化,则她的确会变得富有、进步与强大,甚至会成为世界之霸,但她也会因此而丢掉更多优秀而伟大的品质、她的幸福来源,所有值得她自尊自强的东西都将一去不复返,代之而起的将是成千上万个村庄派出所!”庄士敦十分热衷旅行,在游历的同时切身体会当地风土习俗,写出大量关于中国的著述,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史料和学术研究价值。庄士敦还被佛教哲学深深吸引,他大量阅读佛家经典,遍访名山宝刹,与众高僧法师探讨佛教理论,认为“佛教思想较《圣经》远为深奥”。1906年,他沿长江而上抵达四川、西藏。1908年,他到达了五台山、九华山、普陀山等地,沿途考察佛教圣地,为研究佛教理论搜集第一手资料。1913年,他再次走上普陀山之行研究观音文化。在此期间,他沿途实地考察著成《从北京到瓦城》、《佛教中国》等书籍,提出中国的儒家思想与佛教思想相结合,方能彰显中华文化之精髓,是拯救未来世界之良方。

1918年,清逊帝溥仪的老师徐世昌因要出任民国大总统而辞去“帝师”之职。经李鸿章的次子李经迈推荐,徐世昌代向英国使馆交涉,聘请融贯中西的庄士敦担任溥仪的新老师。1919年2月,庄士敦处理好威海事宜后赶赴京城,开启了自己的帝师生涯。这一年溥仪14岁,庄士敦45岁。庄士敦带着先进的西方思想与现代科学步入紫禁城,为这个古老皇宫带来了新气象。依据溥仪自传《我的前半生》中回忆,年少的小皇帝对这位“苏格兰老夫子”以及其带来的西方事物充满好奇和崇敬。庄士敦则对这位特殊的学生竭诚尽忠,倾其所知相授。在皇宫中,庄士敦教授溥仪英文,为他讲解西方的历史、生活和风俗,并为他起了个英文名“亨利”。日子久了,庄士敦与溥仪之间淡去隔阂,信任倍增。1922年,溥仪在大婚之日赏赐庄士敦“一品顶戴”,这是清朝官员的极高荣誉。庄士敦兴奋异常,他恭敬地戴上官帽、身披大臣朝服(尽管此时清朝已终结多年),在北京的居住地拍了张照片寄送给英国的众多亲友。此后的岁月里,庄士敦向溥仪传授西方的君主立宪思想,并提议溥仪到欧洲留学。他由衷期盼溥仪复辟后能成为优秀的国家元首,并拥有英国绅士般的非凡气度。庄士敦的到来让自幼封闭宫中的溥仪大开眼界。在这位洋夫子的引导下,溥仪戴上了眼睛,剪掉了辫子,在宫里装上电话,骑起自行车。在庄士敦的介绍下,溥仪会见了一些外国使节,还和胡适通电话。很快又改革宫内的财务制度,把一千多人的宦官队伍裁汰到一百余人。庄士敦开始成为宫廷内务大臣的眼中钉,但是溥仪喜欢他,还加封他为御书房行走、颐和园总管。就这样,庄士敦陪伴溥仪度过了紫禁城最后的黄昏,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帝师,也是帝国历史上极少数的外籍高级大臣。1924年,溥仪被国民政府彻底赶出紫禁城,在庄士敦的帮助下借道英国使馆逃往日本辖区。庄士敦就此去职帝师职务,返回英国租界地工作。

庄士敦是威海卫作为英国租借地的最后一任长官,在威海卫先后任职长达16年,是威海卫近代殖民史上继骆克哈特后又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1904年至1918年,庄士敦在威海卫工作期间比较公正廉洁,经常独自走村串户调查社情民意。他能用流利的威海方言与百姓交流,了解平民的思想和期盼。他还进行过一些行政管理方面的改革,比如老百姓告状,原来必须层层上递,改革后可以把状纸直接递交庄士敦,不再受村长社首的限制。身为英殖民地管理者,庄士敦的出发点是维护英国在华利益,但他并没有像其他殖民者那样强行打破故有传统,扰乱当地的风俗习惯,在治理方式上则较过去压迫民众的封建官僚先进许多,因此庄士敦在当时威海卫的声望还是比较高的。对于威海人民的生活,庄士敦曾满怀深情地描述:“如果不发生官司或家庭纠纷,他们的生活是非常宁静幸福的。他们有一个良好的气候环境。同时他们良好的体格和精神状态也证明他们的日常生活还是不错的,在收获的季节里,大人和孩子都在田里忙碌著,在长长的冬夜里,他们围坐炕上以便取暖,白天他们就出去捡柴火,或站在他们的界沟里看从爱德华港出来的奔跑在他们祖先土地上的英格兰马。每周三次他们用驴子驮著货物到威海市场上去卖,妇女们则在家缝补闲聊。”1927年,再次被派往威海卫任行政长官的庄士敦负责主持将威海卫归还中国的事项。1930年10月1日,庄士敦代表英国政府参加威海卫归还仪式后卸任,结束了英国对威海32年的殖民统治。离开前,他在威海留下一句稍带自负的话:“我坚信你们将会得到一位比我能力强的领导人,但绝不会遇到像我那样对威海卫有如此深厚感情的领导人。”

归国后,庄士敦在伦敦大学任中文教授,兼外交部顾问。1934年,庄士敦回到中国,把他写的《紫禁城的黄昏》送给溥仪,请溥仪为其作序。此时溥仪暂住天津,正为南下还是北上而犹疑,两人曾为此密谈数日。庄士敦回国不久,溥仪就以祭祖名义逃往满州。1935年,庄士敦再次来到中国,到长春觐见溥仪。溥仪设下家宴招待庄士敦,希望他能留下辅佐自己,但庄士敦婉拒了,这也是他最后一次来中国。从1931年到1937年,他在伦敦大学教授汉学,继续传播著中华文化。

庄士敦一生未婚,晚年用其著作版税在苏格兰买了个小岛,给其岛的居室分别起了松竹厅、威海卫厅和皇帝厅等名字,并升起满洲国的龙旗。还在其住所办了个陈列馆,陈列著溥仪赏赐给他的朝服、顶戴、饰物等物件。终其一生,庄士敦都热爱、眷恋着中国。在他看来,中国应该通过君主立宪过渡为现代国家,在皇室的继承中保存上溯千年的传统和文化。但这样的遐想在其有生之年面对溥仪俯首日本为傀儡而已开始瓦解,他最终拒绝了溥仪的挽留,离开了中国。1938年3月6日,庄士敦带着些许遗憾和对中国往事的无尽思念在家乡爱丁堡逝世,享年63岁。

  此后,无数学生高喊类似的口号,比如 “打倒资本主义”、“打倒帝国主义”、“打倒英国”、“打倒日本”、“打倒不平等条约”,或者根据情况,打倒这个将军或那个政客等。1911年,似乎受革命细菌的感染,无数中国人突然间开始强烈反对清廷、反对帝制了。其实,他们当时大多是头脑发热,很多人事后都很羞愧。中国有句俗话,墙倒众人推。这句话在中国现代历史上得到了几百几千次的验证,而且也在其他国家得到了验证。

庄士敦《紫禁城的黄昏》

在李鸿章之子李经迈的推荐下,由徐世昌亲自出面与英国使馆交涉,聘请庄士敦为溥仪的老师。

  勒庞在《乌合之众》中说过,大众是很容易受到非理性和暴力控制的,所以之后无论是五四运动还是大跃进,文革,我们都会看到温和的中国人转瞬之间化身狂热分子。庄士敦所推崇的君主立宪,也许是当时中国代价最小的改革方式,但绝不可能是成功的方式。政客们眼里,君主专制与民主共和其实是一样的,但是共和更有利可图,而君主立宪即使可能正确,但也会背上骂名,戊戌变法后也绝不提出。还高呼君主立宪的,可能只有皇族内阁,康有为和庄士敦了。

庄士敦本身对中国文化充满了兴趣,来到中国之后更是不断的学习。而在理解中国文化的基础上,他还会传授溥仪关于西方先进的思想。

  也许,庄士敦的政治理念是错误的,但不可怀疑的是他对末代皇帝的关心和对中国的热爱。

在庄士敦的引导下,溥仪戴起了眼镜,剪去了鞭子,在宫里安装了电话。今天咱们看老照片,有些人会发现有溥仪和皇后婉容骑自行车的照片。溥仪骑自行车,也是庄士敦的影响。

  是庄士敦发现了溥仪近视,并力排众议,为溥仪配上了他那代表性的圆框眼镜;是庄士敦为皇宫内苑装上电话;是庄士敦指教溥仪骑自行车,打网球。庄士敦为溥仪讲授英文的同时,也讲解了大量西方风俗人情,鼓励溥仪留学,溥仪也一度产生这种想法。他鼓励裁撤太监,清点文物,整治内务府,使得内务府与这位“洋帝师”结下梁子,一把大火烧毁了一本本就理不清的皇宫“旧账”。

溥仪通过庄士敦接触西方思想,而来到中国进入紫禁城的庄士敦,也放下成见接触到东方的思想。

  溥仪也对这位老师很有感情,也许还超出了对陈宝琛的师生情。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写道,他对这位苏格兰老夫子以及对他带来的西方事物充满好奇和尊敬,而苏格兰老夫子也对他倾囊相授。溥仪也对这位老师无话不谈:

面对东方文化,庄士敦保持了极大的热爱和尊敬。某些西方人在面对中国的某些习俗之时,抱着鄙视歧视的心态,而庄士敦更多的是为中国传统习俗进行辩护。甚至于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对于西方国家想要通过传教这种宗教影响的方式改变中国,进行激烈的批判。

  在鼓吹建立帝制的过程中,少不了阿谀奉承之辈。他们希望在新王朝里谋个一官半职,几位皇室成员甚至也这么做,对皇室来说这是莫大的耻辱。比如,与皇上同辈的溥伦,此前袁世凯曾支持他即位,现在为了表示感谢,他支持袁世凯称帝,还在袁世凯面前叩首称臣,被皇族视为奇耻大辱。袁世凯为了表示对溥伦的信任,让他去盗御玺。御玺藏在紫荆城的交泰殿。这件事是宣统皇帝对我说的。溥伦谋划好了一切,收买了内务府官员,准备偷取御玺那天,袁世凯的称帝计划彻底泡汤了。事实上,直到1924年11月,御玺一直留在宫里,由皇帝亲自监管。   

庄士敦《紫禁城的黄昏》

庄士敦陪伴溥仪度过了他在紫禁城的最后阶段,后来溥仪被赶出紫禁城,庄士敦也辞去帝师职务,返回英领事馆工作。

  1924年,冯玉祥率领军队逼宫,溥仪被迫出走,庄士敦在保护了自己的学生前往英国使馆后辞去了“帝师”的职务,回到威海卫,并担任了威海卫的最后一任英国总督。

在与溥仪相处的日子里,庄士敦曾希望溥仪能够成功复辟,随后实行君主立宪制,开创新的时代。但是当溥仪成为日本傀儡,做了皇帝之时,庄士敦却深感失望。

  1930年,庄士敦代表英国政府归还威海卫,结束了英殖民统治,返回英国。

也是这个时候,庄士敦选择离开溥仪,拒绝溥仪挽留,离开中国。

  1934年,庄士敦将已经成书的《紫禁城的黄昏》送给寓居天津的溥仪请其作序。此后溥仪逃往满洲并担任伪满洲国国君。

庄士敦后来将在中国的这段日子写成《紫禁城的黄昏》一书出版发表,在西方掀起热潮。后来他还用自己的版税稿酬在苏格兰买了个小岛,安享晚年。

  1935年,庄士敦最后一次到中国,在长春溥仪接见了他,庄士敦婉拒了溥仪留下他再度担任帝师的邀请。

小岛的居室被他分别起名为威海卫厅、皇帝厅以及松竹厅,由此可见庄士敦对在中国那段时日的不舍!

  1938年,庄士敦逝世。

  相比于在政治压力与环境下溥仪写成的《我的前半生》,庄士敦的《紫禁城的黄昏》更加生动,客观。《我的前半生》也有很大部分借鉴了庄士敦的书。据说在苏联伯力战俘营,审讯人员曾以《紫禁城的黄昏》为线索审查溥仪。不知已经过世的帝师,对自己皇帝学生传奇的遭遇会作何感想。

  正如书名,紫禁城的黄昏。中国的封建帝制走到尽头,这个苦难的国家与土地似乎也日暮西陲。然而,黄昏并非日落,新的中国历史正在翻开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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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3/26

天津 西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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