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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元简介和故事,阮元的成就都有哪些

个人成就

阮元(1764——1849),字伯元,号芸台,又号雷塘庵主。江苏仪征人。焦循为其族姊夫。晚年定居扬州。乾隆五十四年进士,由翰林入直南书房,旋督山东、浙江学政。嘉庆初年,历官兵部、礼部、工部、户部侍郎。又曾两充会试总裁,一时名士如陈奉祺、王引之、汤金钊、许宗彦、姚文田、郝懿行之流,皆出其门下。其后复出任浙江、江西、河南等省巡抚,两湖、两广、云贵总督,曾在广东建立学海堂,在浙江兴办诂经精舍。晚岁入京,为体仁阁大学士。道光十八年七十五岁致仕归里,晋加太子少保,保支食半俸。道光二十六年,重宴鹿鸣,晋加太傅,支食全俸。阮元归田之后怡志林泉,不与郡县官僚往来走动,而对民间义举无不首先倡办,对待族党故旧事事宽厚,汲引后进,周到倍至,直至道光二十九年去世,享年八十六岁。谕赐祭葬,御谥“文达”。阮元一生扬历中外,主持风气,修书撰著,创立学堂,提携后学,不遗余力,因大力提倡文教,被士林尊为泰斗。作为历事乾隆、嘉庆、道光的三朝元老、封疆大吏,阮元生平以朱熹为楷模,持躬清慎,政治上务崇大体,政声显赫,在两广时,曾创建大虎山炮台以防外洋,并奏禁鸦片不许带烟之洋船入关口。正如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所评价,“芸台犹及乾、嘉之盛,其名位、著述,足以弁冕群材,领袖一世,实清代经学名臣最后一重镇。咸、同以下,世乱相寻,稽古之业,亦遂衰焉。” 阮元作为徽派朴学发展后期的重镇巨掣,其治学师承戴震,守以古训发明义理之旨。乾隆五十一年,阮元举乡试入都,时年二十三,得与邵晋涵、王念孙、任大椿相交(见《揅经室二集》卷七《南江始氏遗书·序》)。其时戴氏亡故已十年,而王念孙、任大椿皆戴震之门人弟子,邵则为戴氏论学的“同志密友”,他们对于阮元的影响极大,阮元之训诂学,得之王念孙较多,从此奠定他为学的基础,终于成为徽派朴学极有潜力的后劲之旅,其后徽派朴学盛行江浙、名噪扬州、蜚声鲁豫、远播西南,得阮元之力尤多。 阮元论学之旨,主张实事求是,“余之说经,推明古经,实事求是而已,非敢立异也。”(《揅经室集·自序》)。一方面,以文字训诂、考证辨伪探求经书义理、恢复经典原貌的做法即为“实”的方法。另一方面,阮元的“实”又具有“实学”、“实行”、“实践”、“务实”等带有时代特点的新的含义。阮元将格物与实践统一起来,开始关注“家国天下之事”,真切反映出徽派朴学后期发展方向的转变。《清儒学案·仪征学案》评价阮元:“推阐古圣贤训世之意,务在切于日用,使人人可以身体力行。”阮元研究范围自经史小学以及金石诗文,巨细无所不包,尤其提倡以勘明大意为理念。其学术思想主要体现在讲求“因古训以求义理”,认为:“圣贤之言,不但深远者非训诂不明,即浅近者亦非训诂不明。”(《揅经室一集》卷二《论语一贯说》)或言:“古今义理之学,必自训诂始。”(《揅经室续集》卷一《冯柳东三家证异文疏证·序》)并有鉴于宋、明理学家们争论“仁”字的含义,运用归纳的方法,把孔子、孟子所有论述“仁”字的文句集中起来,加以排比,写成《论语论仁论》及《孟子论仁论》,用孔孟论述“仁”字的原意去纠正后世对“仁”字的曲解,从而避免了离开实事而空谈心性的误区。同时这体现了所谓的“以古训明义理”。在文字训诂方面,阮元遵循高邮王氏之法,大都由声音贯通文字,从而总结出它的通例。阮元曾经提出探语源、求本字、明通假、辨谊诂四种方法,张舜徽先生在评论《揅经室集》时赞扬道:“元尝自言余之学多在训诂,良不诬也。”(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卷十一) 阮元的治学特点是由训诂入手,长于比对归纳。和他之前的徽派朴学前辈一样,阮元认为考据、义理、辞章三者是密不可分、兼顾并重的,不重考据,将无从窥探学问的门径,无法升堂入室,但光重名物考据,不探求义理,仍然不能步入学问的殿堂。他在《揅经室一集》卷二《拟国史儒林传·序》称:“圣人之道貌岸然,譬若宫墙,文字训诂,其门径也。门径苟误,跬足皆歧,安能升堂入室乎……或者但求名物,不论圣道,又若终年寝馈于门庑之间,无复知有堂室矣。” 可见,阮元虽主张由训诂求义理,但同时意识到汉学埋头故纸,限于猥琐的流弊,坚决反对“但求名物,不论圣道”的纯粹训诂之学,意在超越局部的研究而作融会贯通的工作,这也是阮元在学术见解上体现出与戴震之学的差异。阮元从事文字训诂,着眼于源流和发展演变,着眼于字群音义上的相互联系,不是进行一词一义、一事一物的孤立的研究考证,而是以联系的、发展的眼光来观察研究事物。研究礼制典章,不纠缠于事物名称的孤立考证,而是着眼于古代礼制的大体,不脱离历史发展的背景和阶段性,充分体现出他联系、变化、会通的史学观,诚如皮锡瑞所言:“今得阮元之通识,可以破前儒之幽冥矣!”(《经学通论·三礼·论明堂辟雍封禅当以阮元之言为定论》) 一、在考据方面,阮元的业绩主要体现在文字、主源、金石碑刻和对于典章制度的考试等诸多领域,比如在考证文字本义和造字之始时,阮元与戴震提出的“读书首在识字”的指导思想一脉相承,考证字的语源、本义、通假、训诂并有所发挥。又如在对于古代的典章制度的研究中,阮元经过细密考证,写出《明堂论》、《封泰山论》等文,认为所谓“明堂”、“辟雍”只不过是上古没有宫室时的一种简陋的结构,很象后世游牧地区的帐篷,上圆下方,四周环水,每逢大事如祭祀、行军礼、学礼,或者发布政命,都在这里举行。阮元还说,“封”是统治者在南郊祭天,“禅”是统治者在北郊祭地。阮元这种解释,都是他经过周密考证的结果,为时所称。 二、在义理方面,阮元一贯主张“若义理从古训中来,则孔子所得之义理,必自孔子以前之古训中来”,正如在《诗书古训》一文他说:“万世之学,以孔、孟为宗;孔孟之学,以《诗》、《书》为宗。学不宗孔、孟,必入于异端。孔、孟之学所以不杂者,守商、周以来《诗》、《书》古训以为据也。《诗》三百篇,《尚书》数十篇,孔、孟以此为学,以此为教,故一言一行,皆深表不疑。”此外,《论语论仁论》、《孟子论仁论》、《性命古训》等都是阮元所作关于阐发义理的著述。 三、在辞章方面,阮元与当时的与桐城派“古文”异趣迥然,其论文重文笔之辨,以用韵对偶者为文、无韵散行者为笔,提倡骈偶。阮元虽以经学知名,所作辞章,亦不乏可读之篇。所著《揅经室集》共六集五十八卷,前四集为阮元生前手定者,隐然以经、史、子、集为次。说经之文,多在一集,自四集以下,始以诗文合编。 阮元不仅是自徽派朴学阵营中走出来的清代思想学术史上的一位里程碑式的人物,而且他对徽派朴学最大的贡献,一是汇集编印大量书籍文献,一是培养造就大批有用人才。纵观阮元在横跨三朝的半个多世纪里,造就了数以百计的人才,其中不少后来成为徽派朴学的精英,使得徽派朴学得以广泛传播并发扬光大。这些人才的来源,除了慕名前来投师或在社会交往中发现的以外,科场选拔和书院培养应是两个主要的途径。不仅有在科场选拔如王引之、郝懿行、丁晏等人,阮元为官浙江巡抚时在杭州创建了诂经精舍,延请当时的著名学者如王昶、孙星衍等来主讲,又邀金鹗、洪颐煊、震煊兄弟讲肄其中,教学内容为经史疑义及小学、天文、地理、算法等。在诂经精舍肄业的,多为学行出众的高材生,德清徐养原、嘉兴李遇孙,虽都学有专长,也还来此修习。当时阮元《经籍籑诂》尚未完成,同时又在校刊《十三经注疏》,这些亦徒亦友的绩学之士,转而又成为阮元编书的得力助手。如徐养原曾帮助他校勘《十三经注疏》中的《尚书》和《仪礼》,洪震煊既担任《经籍籑诂》中的《方言》部分,又担任《十三经注疏》中的《小戴礼记》校勘。教学相长,实践锻炼,造就了一大批有用的人才,其中不少人后来都成为“徽派朴学”的知名学者。阮元任两广总督时,在广州创建学海堂书院,并亲自讲学。有学长八人,分别担任教学任务,学习《十三经》、《史记》、《汉书》、《文选》、《杜甫诗》、《韩昌黎集》等,任学生选择一门,作日记,由学长评阅指点。广东番禺人侯康,就因所为文,得到赏识,由是知名。番禺人林伯桐和陈澧,都担任过学海堂学长,陈澧任职时间尤长。广东嘉应人李黼平也曾补聘来学海堂批阅课艺,阮元还延请他为之教子读书。著名的《皇清经解》也是在这时编刻的,所以又称作《学海堂经解》。徽派朴学之所以能远被西南,除了程恩泽、郑珍传播的影响以外,学海堂书院培养造就的大批人才,影响更加深远。诸如上述所提林伯桐、陈澧、李黼平、侯康等学有所成者,不胜枚举。 阮元自弱冠一举成名,在长达六十多年的治学生涯中(其中还有大部分时间治理政务),著作极为丰富,说他是“著作等身”,当之无愧。在阮元60岁时,龚自珍撰文对其在大半生所取得的学术成就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总结,盛赞阮元的训诂之学、校勘之学、目录之学、典章制度之学、史学、金石之学、术数之学、文章之学、性道之学、掌故之学等,称其“凡若此者,固已汇汉宋之全,拓天人之韬,泯华实之辨,总才学之归。”(《阮尚书年谱第一序》)阮元在诸多领域都取得了瞩目成就,尤其在文献学和史学方面,并且一生致力于文献的整理、汇辑、编撰、刊刻,成绩斐然。其生平所著之书,根据一些常见书目统计,约在三十种以上,其中人们比较熟知的有如下十多种:《三家诗补遗》、《考工记车制图解》、《诗书古训》、《仪礼石经校勘记》、《儒林传稿》、《畴人传》、《积古斋钟鼎彝器疑识》、《定香亭笔谈》、《小沧浪笔谈》、《选项印宛委别藏提要》、《揅经室集》、《十三经注疏校勘记》。所编之书有《经籍籑诂》、《皇清经解》、《两浙金石志》、《诂经精舍文集》、《淮海英灵集》、《八甎吟馆刻烛集》等。此外,阮元还主编过一些大型的志书,如《嘉庆嘉兴府志》八十卷、《广东通志》三百三十四卷。在阮元刻印之书中,最为人们熟知的,除上述《皇清经解》、《经籍籑诂》以外,当推《十三经注疏》。这是一部大型的经学丛书,收书一百八十余种、一千四百余卷。刻印时,罗致了一些绩学之士担任校勘,由阮元总其成。这些校勘成果,就是著名的《十三经注疏校勘记》。阮元所刻印之书还有一个重点,是其搜集刻印了一些知名学者的遗著。据粗略统计,他所刻名家选集就有钱大昕、钱塘、汪中、刘台拱、孔广森、张惠言、焦循、凌廷堪等大家。可见阮元究心表彰绝学,不遗余力。 近年来,也有学者认为,阮元是清代后期形成的扬州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并将扬州学派定义为清代汉学的又一分支,是汉学发展至高峰并开始走向衰落时期的一个学派,它的形成稍晚于皖派。可以说,无论现今依照怎样的标准来界定当时的学派,都不能否定阮元学术思想中闪烁的徽派朴学的理念标志,都无法抹杀阮元留在徽派朴学百年辉煌史上深深的烙印。更高意义上讲,阮元学术思想体系的意义不仅成为清代汉学由高峰走向衰落的标志,同时也成为传统学术向近代学术跨越的转折点。

仪征学派〖仪征学派〗创始人阮元,(1764—1849)。阮元,字伯元,号云台,清仪征,人。此学派因其籍贯而名。阮元家学有其子陇常生、阮福承传。元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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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派朴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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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征学派

张循,四川成都人,复旦大学专门史专业博士。现任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研究方向:明清思想史与文化史。

阮元作为徽派朴学发展后期的重镇巨掣,其治学师承戴震,守以古训发明义理之旨。乾隆五十一年(1786),阮元举乡试入都,时年二十三,得与邵晋涵、王念孙、任大椿相交(见《揅经室二集》卷七《南江始氏遗书.序》)。其时戴氏亡故已十年,而王念孙、任大椿皆戴震之门人弟子,邵则为戴氏论学的“同志密友”,他们对于阮元的影响极大,阮元之训诂学,得之王念孙较多,从此奠定他为学的基础,终于成为徽派朴学极有潜力的后劲之旅,其后徽派朴学盛行江浙、名噪扬州、蜚声鲁豫、远播西南,得阮元之力尤多。

〖仪征学派〗创始人阮元,(1764—1849)。阮元,字伯元,号云台,清仪征,人。此学派因其籍贯而名。阮元家学有其子陇常生、阮福承传。元弟子甚众,较著者有严杰、王引之,姚文田、张惠言、严元照、陈寿祺、曾钊、侯康、李富孙、李遇孙、许宗彦、吴东发、徐养原、金鹗、洪颐煊、洪震煊、周中孚、朱为弼、汪家禧、孙风起、谭莹等。其交游者有臧庸、任大椿、王昶、钱大昕、汪中、王念孙、刘台拱、孙星衍、凌廷堪、江蕃、焦循等。此派论学宗旨在实事求是,自经史、小学、历算、舆地、金石、辞章无所不包,尤以发明大义为主。阮元为汉学最后一位重要人物,他在学术和思想上最重要的贡献,在于对汉学思潮的总结和对文化史的研究。他在浙江任职时,组织编著《经籍纂诂》,聘用四十余名学者参与其事。此书一百零六卷,取材范围广泛,包括群经、诸子、史部、集部旧注以及古代字书如《尔雅》、《方言》、《说文》、《释名》等等,将唐以前之训诂几乎网罗殆尽,给学者以极大方便。他又组织人力根据宋本重刻《十三经注疏》并附校勘记,使其成为最规范的版本。他还组编纂了《皇清经解》(又称《学海堂经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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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书搜集清初至乾隆、嘉庆年间的经学著作七十四家,收书一百八十余种,为乾嘉汉学学成果的大规模汇集。除经籍的辑录与汇刻外,阮元还对汉学学术方法以及学风进行了总结:一曰以训诂求义理,提出“古今义理之学,必自洲诂始”;二曰以汉儒为准绳,认为“两汉经学所以当尊行者,为去圣贤最近,而二氏之说尚未起也”;三日实事求是,自谓“余之说经,推明古训,实事求是而已,非敢立异也”。上述主张,概括了清代汉学家的一般学术方法与学风。阮元很重视对古代文化的研究,他力图通过对古代文字原义的分析以推测古代的社会制度和思想,阐述古代语言与古代文化的关系。他还善于利用考古成果来研究古代文化,如引用周器“散氏盘”特佐证经学,并从韵读上认识了一些周金文字,此种方法,开创了近人研究古央的新途径。阮元继承了江永、戴震、焦循等汉学家的传统,接触到西方的天文数学知识,但又对西学抱有一种虚无主义态度,认为一切都是祖宗的好,反映出偏狭的文化态度。他固守以孔孟为宗的为学宗旨,提出:“万世之学,以孔孟为宗,孔孟之学以《诗》、《书》为宗,学不守孔孟,必人于异端。孔孟之学所以不杂者,守商、周以来《诗》、《书》古训以为据也。”表现出复古保守的思想倾向。

自清末以来,在清代学术史、思想史的领域里,逐渐形成了若干具有典范意义的研究。其中章太炎、梁启超、胡适、钱穆和余英时等人的研究,影响尤为广泛。这些前辈学者的研究呈现为一系列的经典文献、经典问题以及经典解释。今人在认识清学史的时候,通常都得力于这些文献、问题和解释的引导,同时也受到它们所构成的研究典范的强烈笼罩。这种笼罩的表现之一是,无论有意识还是无意识,今人往往把这些典范的清学史叙述当作清学史的本相(哪家典范更代表了本相则有争论),而“忘记了”从根本上讲,这些典范也只是后人回看清学史时形成的后见之明而已(当然也不同程度地触及了本相)。结果是在受惠于前辈的同时,又因之而妨碍了我们对清学史本相的进一步认知。

阮元论学之旨,虽以汉学的经史训诂为根底,但主张实事求是,“尤以发明大义为主”,“余之说经,推明古经,实事求是而已,非敢立异也。”(《揅经室集.自序》)。一方面,以文字训诂、考证辨伪探求经书义理、恢复经典原貌的做法即为“实”的方法。另一方面,阮元的“实”又具有“实学”、“实行”、“实践”、“务实”等带有时代特点的新的含义。阮元将格物与实践统一起来,开始关注“家国天下之事”,真切反映出徽派朴学后期发展方向的转变。《清儒学案.仪征学案》评价阮元:“推阐古圣贤训世之意,务在切于日用,使人人可以身体力行。”阮元研究范围自经史小学以及金石诗文,巨细无所不包,尤其提倡以勘明大意为理念。其学术思想主要体现在讲求“因古训以求义理”,认为:“圣贤之言,不但深远者非训诂不明,即浅近者亦非训诂不明。”(《揅经室一集》卷二《论语一贯说》)或言:“古今义理之学,必自训诂始。”(《揅经室续集》卷一《冯柳东三家证异文疏证.序》)并有鉴于宋、明理学家们争论“仁”字的含义,运用归纳的方法,把孔子、孟子所有论述“仁”字的文句集中起来,加以排比,写成《论语论仁论》及《孟子论仁论》,用孔孟论述“仁”字的原意去纠正后世对“仁”字的曲解,从而避免了离开实事而空谈心性的误区。同时这体现了所谓的“以古训明义理”。在文字训诂方面,阮元遵循高邮王氏之法,大都由声音贯通文字,从而总结出它的通例。阮元曾经提出探语源、求本字、明通假、辨谊诂四种方法,张舜徽先生在评论《揅经室集》时赞扬道:“元尝自言余之学多在训诂,良不诬也。”(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卷十一)

阮元嗣子阮常生“研究经术,能嗣家学,精钟鼎、大小诸篆”,著有《后汉洛阳宫图考》等。其子阮福“博雅好古,夙承家学”,尝受业于江藩、凌曙。著有《李经义疏》、《小□□丛记》等。阮元弟子皆长于经学,为清代著名学者。严杰亦为段玉裁弟子;王引之为石□学派重要代表人物;姚文田为秋农学派创始人;严元照“治经史,务实学”,著有《尔雅匡名》八卷,“旁罗异文较训,钩稽疏证,补邢疏所不逮”,又有《娱亲雅言》八卷;陈寿模为左海学派创始人;曾创笃学好古,长于训诂、考证及校勘,著有《周易虞氏义笺》、《周礼注疏小笺》、《诗说》、《诗毛郑同异辨》、《春秋国都爵姓考补》、《论语述解》、《读书杂志》、《面城楼集》等多种;侯康曾从游于林伯桐,“研精注疏,尽通诸经,著《春秋古经说》二卷,谓三传经文颇有不同,以左氏与公、□互校;则左氏义长者多,因参订而排比之,疏通证明,有足补毛氏奇龄之《春秋简书刊误》、段氏玉裁之《春秋左氏古经》所未备者”,又作《□梁礼证》,惜全书未竟。

於梅舫的新著《学海堂与汉宋学之浙粤递嬗》(以下简称《学海堂》)对这一研究现状作出了深刻反思。该书以清代中后期的“汉宋争论”为线索,以阮元、江藩、方东树、陈澧和朱一新等人为主要研究对象,有意识地避开既有研究典范的成见,通过文献解读重新梳理时人论学的本意与相互间的人事交涉,努力重现清中叶以后“汉宋争论”出现及递嬗的一系列本相,并寄望由此而贯通对清代、民国学术流变转型的理解,可谓抱负深远!

阮元的治学特点是由训诂入手,长于比对归纳。和他之前的徽派朴学前辈一样,阮元认为考据、义理、辞章三者是密不可分、兼顾并重的,不重考据,将无从窥探学问的门径,无法升堂入室,但光重名物考据,不探求义理,仍然不能步入学问的殿堂。他在《揅经室一集》卷二《拟国史儒林传.序》称:“圣人之道貌岸然,譬若宫墙,文字训诂,其门径也。门径苟误,跬足皆歧,安能升堂入室乎……或者但求名物,不论圣道,又若终年寝馈于门庑之间,无复知有堂室矣。” 可见,阮元虽主张由训诂求义理,但同时意识到汉学埋头故纸,限于猥琐的流弊,坚决反对“但求名物,不论圣道”的纯粹训诂之学,意在超越局部的研究而作融会贯通的工作,这也是阮元在学术见解上体现出与戴震之学的差异。阮元从事文字训诂,着眼于源流和发展演变,着眼于字群音义上的相互联系,不是进行一词一义、一事一物的孤立的研究考证,而是以联系的、发展的眼光来观察研究事物。研究礼制典章,不纠缠于事物名称的孤立考证,而是着眼于古代礼制的大体,不脱离历史发展的背景和阶段性,充分体现出他联系、变化、会通的史学观,诚如皮锡瑞所言:“今得阮元之通识,可以破前儒之幽冥矣!”(《经学通论.三礼.论明堂辟雍封禅当以阮元之言为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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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考据方面

阮元的业绩主要体现在文字、主源、金石碑刻和对于典章制度的考试等诸多领域,比如在考证文字本义和造字之始时,阮元与戴震提出的“读书首在识字”的指导思想一脉相承,考证字的语源、本义、通假、训诂并有所发挥。又如在对于古代的典章制度的研究中,阮元经过细密考证,写出《明堂论》、《封泰山论》等文,认为所谓“明堂”、“辟雍”只不过是上古没有宫室时的一种简陋的结构,很象后世游牧地区的帐篷,上圆下方,四周环水,每逢大事如祭祀、行军礼、学礼,或者发布政命,都在这里举行。阮元还说,“封”是统治者在南郊祭天,“禅”是统治者在北郊祭地。阮元这种解释,都是他经过周密考证的结果,为时所称。

冠于全书之首的《绪论》可视为一篇独立的文字,相当精彩地介绍了“中国固有学问”的旨趣及其研究路径,同时也交代了作者撰写《学海堂》的“具体取径、针对、运思”,并“展现其抱负、立意”。作者开宗明义,认为“身处近代之变的遗风余韵中,希能于中国学问有所进入”殊非易事,而其最不易看清之处,“乃在于‘所从入’者,究是经西洋学说条理得以系统化之‘中国’学说,抑或原本于中国自身脉络中自然相生的固有文化”?《学海堂》想要进入的一个“中国固有学问”,是清代中后期传衍、递嬗的那一段“汉宋学”。作者多次在《绪论》中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进入路径:

在义理方面

认识清学最为核心的是,需要将后世不同时期的解读(以及解读背后的用意)与当时的事实相区分,并能将相关线索疏证,见其条理,以洞知学术的渊源流变。

阮元一贯主张“若义理从古训中来,则孔子所得之义理,必自孔子以前之古训中来”,正如在《诗书古训》一文他说:“万世之学,以孔、孟为宗;孔孟之学,以《诗》、《书》为宗。学不宗孔、孟,必入于异端。孔、孟之学所以不杂者,守商、周以来《诗》、《书》古训以为据也。《诗》三百篇,《尚书》数十篇,孔、孟以此为学,以此为教,故一言一行,皆深表不疑。”此外,《论语论仁论》、《孟子论仁论》、《性命古训》等都是阮元所作关于阐发义理的著述。

厘清学海堂以来历代学人以“汉宋”叙述清学架构的形成、演变,揭示清代学术本相与近代学人解读的距离,对于认识清学本身极具正本清源之效,对理解民国以来学术的演变也大有裨益,更是上探中国固有文化的要径。

在辞章方面

“上探中国固有文化”的大关怀落实到《学海堂》涉及的具体问题上,就形成了作者观察和思考相关问题的基本路径:将清末以来数辈学人的清学研究结论视为后来见识,而非清学本相;在研究中有意识地拨开后来见识,直探清学本相。

阮元与当时的与桐城派“古文”异趣迥然,其论文重文笔之辨,以用韵对偶者为文、无韵散行者为笔,提倡骈偶。阮元虽以经学知名,所作辞章,亦不乏可读之篇。所著《揅经室集》共六集五十八卷,前四集为阮元生前手定者,隐然以经、史、子、集为次。说经之文,多在一集,自四集以下,始以诗文合编。

所谓后来见识即指“后世不同时期的解读”,这不费理解。至于清学本相,则作者心细如发,进一步指出其中还有不同的层次需要区分。在述及清代“汉宋学”的时候,作者指出“所谓偏汉、偏宋的异时歧见,并非单纯学问的分歧,而有着错综复杂的历史演化与不同立意”。这就意味着清学“汉宋歧见”的本相至少指涉了两个层面,其一是“学问的分歧”,亦即学理上的问题,其二则是“错综复杂的历史演化与不同立意”,与学理本身的问题关系不大。在下面这段文字中,作者更为明白地区分了这两个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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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议题,与历史中任何事件一样,皆由深入其中的各色人物演塑而成。不同处在于,其既有或远或近的学理渊源,恰似入诗的古典,有着似脱离于当下的内涵,然经诗人运思创化,便可写情寓意,赋予今典,体贴时事,故融合古今典故,方成诗人作诗的事实,诗后的心意也似挑染显明。古典、今典,诗意层次不同,皆为真实,而绝不能以其一浑括整体。

阮元不仅是自徽派朴学阵营中走出来的清代思想学术史上的一位里程碑式的人物,而且他对徽派朴学最大的贡献,一是汇集编印大量书籍文献,一是培养造就大批有用人才。纵观阮元在横跨三朝的半个多世纪里,造就了数以百计的人才,其中不少后来成为徽派朴学的精英,使得徽派朴学得以广泛传播并发扬光大。这些人才的来源,除了慕名前来投师或在社会交往中发现的以外,科场选拔和书院培养应是两个主要的途径。不仅有在科场选拔如王引之、郝懿行、丁晏等人,阮元为官浙江巡抚时在杭州创建了诂经精舍,延请当时的著名学者如王昶、孙星衍等来主讲,又邀金鹗、洪颐煊、震煊兄弟讲肄其中,教学内容为经史疑义及小学、天文、地理、算法等。在诂经精舍肄业的,多为学行出众的高材生,德清徐养原、嘉兴李遇孙,虽都学有专长,也还来此修习。当时阮元编辑《经籍籑诂》尚未完成,同时又在校刊《十三经注疏》,这些亦徒亦友的绩学之士,转而又成为阮元编书的得力助手。如徐养原曾帮助他校勘《十三经注疏》中的《尚书》和《仪礼》,洪震煊既担任《经籍籑诂》中的《方言》部分,又担任《十三经注疏》中的《小戴礼记》校勘。教学相长,实践锻炼,造就了一大批有用的人才,其中不少人后来都成为“徽派朴学”的知名学者。阮元任两广总督时,在广州创建学海堂书院,并亲自讲学。有学长八人,分别担任教学任务,学习《十三经》、《史记》、《汉书》、《文选》、《杜甫诗》、《韩昌黎集》等,任学生选择一门,作日记,由学长评阅指点。其综合汉、宋的思想一定程度上对部分广东学者产生了影响。广东番禺人侯康,就因所为文,得到赏识,由是知名。番禺人林伯桐和陈澧,都担任过学海堂学长,陈澧任职时间尤长。广东嘉应人李黼平也曾补聘来学海堂批阅课艺,阮元还延请他为之教子读书。著名的《皇清经解》也是在这时编刻的,所以又称作《学海堂经解》。徽派朴学之所以能远被西南,除了程恩泽、郑珍传播的影响以外,学海堂书院培养造就的大批人才,影响更加深远。诸如上述所提林伯桐、陈澧、李黼平、侯康等学有所成者,不胜枚举。

也就是说,在以“学术议题”为对象的历史研究中,历史的本相分为“似脱离于当下”的古典和“体贴时事”的今典两个层面。就清代的“汉宋争论”而言,所谓古典,即指与“汉学”和“宋学”相关的“或远或近的学理渊源”,也就是前面说的“学问的分歧”;所谓今典,则是清人针对“汉宋学”的“运思创化”,重点不在“汉宋学”本身,而在于“体贴时事”,亦即清人经由“汉宋学”表达出的“不同立意”。

阮元自弱冠一举成名,在长达六十多年的治学生涯中(其中还有大部分时间治理政务),著作极为丰富,说他是“著作等身”,当之无愧。在阮元60岁时,龚自珍撰文对其在大半生所取得的学术成就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总结,盛赞阮元的训诂之学、校勘之学、目录之学、典章制度之学、史学、金石之学、术数之学、文章之学、性道之学、掌故之学等,称其“凡若此者,固已汇汉宋之全,拓天人之韬,泯华实之辨,总才学之归。”(《阮尚书年谱第一序》)阮元在诸多领域都取得了瞩目成就,尤其在文献学和史学方面,并且一生致力于文献的整理、汇辑、编撰、刊刻,成绩斐然。其生平所著之书,根据一些常见书目统计,约在三十种以上,其中人们比较熟知的有如下十多种:《三家诗补遗》、《考工记车制图解》、《诗书古训》、《仪礼石经校勘记》、《儒林传稿》、 《畴人传》、 《积古斋钟鼎彝器疑识》、 《定香亭笔谈》、《小沧浪笔谈》、《选项印宛委别藏提要》、《揅经室集》、《十三经注疏校勘记》。所编之书有《经籍籑诂》、《皇清经解》、《两浙金石志》、《诂经精舍文集》、《淮海英灵集》、《八甎吟馆刻烛集》等。此外,阮元还主编过一些大型的志书,如《嘉庆嘉兴府志》八十卷、《广东通志》三百三十四卷。在阮元刻印之书中,最为人们熟知的,除上述《皇清经解》、《经籍籑诂》以外,当推《十三经注疏》。这是一部大型的经学丛书,收书一百八十余种、一千四百余卷。刻印时,罗致了一些绩学之士担任校勘,由阮元总其成。这些校勘成果,就是著名的《十三经注疏校勘记》。阮元所刻印之书还有一个重点,是其搜集刻印了一些知名学者的遗著。据粗略统计,他所刻名家选集就有钱大昕、钱塘、汪中、刘台拱、孔广森、张惠言、焦循、凌廷堪等大家。可见阮元究心表彰绝学,不遗余力。

至于清学的本相,它毫无疑问也是由古典和今典两个层面共同构成的,惟《学海堂》一书所呈现的最终面貌似乎有一个偏向:全书的兴趣偏于发掘今典,尤其是时人的“运思”、“立意”或“旨趣”;至于古典,也就是“或远或近的学理渊源”的部分,作者投入的考虑则明显不及针对今典一边者。这个今典偏向在《绪论》中就已经流露出来,看作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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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不能把握清代学术中汉宋问题及其叙述的发生、流变,也难以深入理解民国以来学术发展变化的渊源脉络。……故而,探究清人认识汉宋、处理汉宋的取径与立意,见其同异,疏证清学本相、本意与后来论说、叙述的差异,可谓是深入认识清学以至民国学术的一大关键,也是追踪前贤探究中国固有文化的入径。

也有学者认为,阮元是清代后期形成的扬州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并将扬州学派定义为清代汉学的又一分支,是汉学发展至高峰并开始走向衰落时期的一个学派,它的形成稍晚于皖派。可以说,无论现今依照怎样的标准来界定当时的学派,都不能否定阮元学术思想中闪烁的徽派朴学的理念标志,都无法抹杀阮元留在徽派朴学百年辉煌史上深深的烙印。更高意义上讲,阮元学术思想体系的意义不仅成为清代汉学由高峰走向衰落的标志,同时也成为传统学术向近代学术跨越的转折点。

这段话与前引两段自述研究路径的文字看上去极为相似,然其间实有一大不同。前面那两段文字对“清学本相”只是笼统言及,而此处作者对其心中的“清学本相”给出了具体所指,即“清人认识汉宋、处理汉宋的取径与立意”。所谓“取径与立意”,大体即对应了前述诗人赋予今典时的“运思创化”与“写情寓意”。故细玩此言,可察知作者虽分“清学本相”为古典与今典两层,惟其研究则多集中在今典一层。以我个人的阅读感受来说,本书的大量创获以及部分疏失,大致皆与作者研究中的今典偏向有关。下面即对这两个方面稍作评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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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海堂》一书的具体研究共分四章,每一章的研究皆多有创获。

第一章的观察对象是阮元。在清代汉宋学叙述发生、演化过程中,阮元是一个枢纽性的人物。为体会到阮元的关键意义,作者抛开既有研究“往往就其事、学一端立论,或进而再细分门类”的路径,回归阮元自己的学术脉络。经过细致清理,作者描绘出阮元建立自己“经解之学”的一个“节节配合的运思”:从乾隆末编纂《经籍籑诂》意念之萌发,到嘉庆初抚浙时立诂经精舍,再到嘉庆末编纂《皇清经解》及督粤后仿诂经精舍而设立学海堂,数十年间,阮元建立自己“经解之学”的旨趣始终贯注其间,实“为同一运思下的不同步骤”。

作者的叙述围绕两个大问题展开。第一个是阮元在嘉庆中期提出“文笔说”,认定唯有南朝梁昭明太子所编《文选》为代表的骈偶体文字方可称为“文”,唐宋八大家所代表的散体文字则只能称为“笔”,而不得称“文”。第二个是阮元在诂经精舍和学海堂始终贯彻的教规,专课经解辞赋,不课时文。针对前者,文学史的研究者基本将之视为两种文章体裁的争论,探讨学术思想的人则认为是“汉宋之争”折入词章领域的结果。对于后者,则“大都以为阮元意在远离科举,以振兴经解之学”。作者认为这些既有解释与阮元的本意皆颇有距离。事实上,“阮元借魏晋时期的文笔旧说”来“厘正‘文’义,树立《文选》所定文章的正宗”的做法是有今典的指向的—其“鞭锋直指以桐城古文义法为圭臬的四书文程式,隐喻破除四书文正统与科举三场中首重地位之意”。如果科考头场四书文的地位下降了,自然就可以相对“抬升第二、三场经解策论的地位”。而“诂经、学海两书院内专课经解辞赋,不课时文,与科考三场间的偏重正是一一对应”的。所以,阮元是一面通过“文笔说”来“贬低头场四书文”,一面经由书院教规来引导士子在“科考中首重第二、三场经解史策”,实为“同一运思,两者不可分割”。

作者在这两个问题上的今典诠释也许还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不过作者指出阮元并不是要抛开科举,反而是有意“通过科考引人入于经史之学”。这不仅仅是发前人所未发,而且平心而论,在科举仍是每一个读书人的头等大事的语境下,这个解释显然是更能贴近时人之心境的。

第二章的核心旨趣是疏证江藩作《汉学师承记》和方东树作《汉学商兑》各自的本意,作者发掘今典、以实证虚的本领在其中展现得淋漓尽致,可谓是全书最为精彩的部分。

作者首先对“汉学”的名义正本清源。作者发现,“自宋迄明末清初,汉学一脉实绵延不绝”,而这个一脉相承的“汉学之本义,实限定于《易》学之象数一派,而非汉儒之学的简称”。清儒惠栋提倡“汉学”,最初也是以其《易》学与既有的“汉学”接榫,然后再“扩张汉学名义之范围”,将汉人对《易》之外其他儒家经典的研究也纳入“汉学”的范围。到这时,“汉学”才变成“汉人之学”的意思。特别重要的是,惠栋不仅改造了“汉学”的意涵,而且“其用心,更为深远”。惠栋在《上制军尹元长先生书》中称其对汉儒《易》说反复研求后,“恍然悟洁净精微之旨,子游《礼运》、子思《中庸》纯是《易》理,乃知师法家传,渊源有自”,而且强调说“此则栋独知之契”。作者指出“这很容易让人联想起韩愈以来尤其是朱熹之道统论”。而惠栋的“汉学”正是有意针对这个宋代以来的道统论的。作者说:

惠栋明显借用朱熹之论,却又有意序写与朱熹不一样的“道”之传授统系。朱熹道统论中,极为重要的一个论断,即是孟子之后不得其传,扫除汉唐注疏之正统,以立理学之正宗。惠栋破朱熹之说,谓孟子之后汉人仍传其说,到王弼乱《易》,一扫汉学,才复中断。而至清代,惠栋“恍然悟洁净精微之旨,子游《礼运》、子思《中庸》,纯是《易》理”,又称:《中庸》“此仲尼微言也,子思传其家学,著为此书,非明《易》不能通此书也”。解开朱熹所谓承道学之传的《中庸》微言大义秘密的钥匙,却在《易》汉学。此举大有入室操戈之意。借朱熹以来之道统论,而又拔本塞源,重立传承之体系,明确大义微言之所系。

故作者结论说,“惠栋号召汉学,不仅恢复两汉专门之学而已,乃以此为根基,进而阐大义微言,与程、朱之学决胜。……这便是惠栋立汉学之用心与抱负。或与其说是汉学,更不如说是一种新的理学”。这番对“汉学名义”的考察,称得上古典、今典融合为一,极大地修正了我们对惠栋、戴震双方学术差异的认识。以前我们总以为只有戴震有意建构“新的理学”,而惠栋则惟知泥古而已,现在通过作者的研究才知道,原来惠栋泥古的背后其实更有自创义理以对抗宋儒道统的深意。甚至戴震建设“新的理学”的志向是否有启于惠栋,亦未可知也。清代中期的学术地图,很可能将因作者的这一发现而改写一角。

江藩作为惠栋的嫡系再传,一心要维护惠栋发明的“汉学”学统。但是他面对的是“惠栋之后,戴震之学大为流行”的局面,而且戴震还有意将自家的学问与惠栋之学相区分,明白对人宣扬说他与惠栋“不同,定宇求古,吾求是”。“尤其是与江藩同时之扬州学人,扩张戴震‘求是’与‘求古’之分别,不断冲击惠栋一系汉学”。阮元就是这些“扬州学人”中的一个。阮元青睐戴震而轻视惠栋,而且还“一直推重被惠栋称作‘非汉非宋,思而不学’之毛奇龄,甚至以官方《国史》的高度,尊奉毛氏为清代汉学开始功臣,取代惠栋的地位,引起江藩的极度不满”。这是江藩写作《汉学师承记》的大背景。在这个背景的刺激下,“江藩以‘史述’的办法”创作出《汉学师承记》,一面对毛奇龄只字不提,将其排斥于“国朝汉学”系谱之外,一面则不顾戴震一系学人在主、客观上与惠栋之学的区别,强行将他们纳入《记》中,建构出以惠栋为宗师、以戴震等人为其后劲的“汉学师承”的系谱。因此:

从汉学之发端、演进及各方反响之脉络中,定位江藩之位置与立场,细味《汉学师承记》之旨趣,可见其坚执汉学之名义,不惜显露突兀的门户之见,实非有意与宋学相争为敌,而更多是替惠栋及其汉学争立学术之正宗与统系。

在既有的清学史论述里,《汉学师承记》是“‘汉宋分争’确立的关键”之一,然而其作者江藩的初衷其实并非有意与宋学相争为敌。这无论如何都是一个具有相当冲击力的结论。

本章第二节探讨方东树作《汉学商兑》的旨趣,颇与上节疏证江藩《汉学师承记》之初衷有异曲同工之妙。既有研究通常认为,江藩作《汉学师承记》和《宋学渊源记》,分别汉、宋门户,且体现出扬汉抑宋的态度,是刺激心向宋学的方东树作《汉学商兑》以起而与之争的直接原因。然而作者经过排比史料后发现,方东树《汉学商兑》的刊行虽在江藩二《记》(《汉记》刻于嘉庆二十三年,《宋记》刻于道光二年)之后,但他发愿撰写此书的意思,早已经在此前他的两通《与罗月川太守书》中就鲜明地表达出来了。这两通书信分别作于嘉庆二十五年和道光元年。信中坦言“国朝考据之学……始不过主张门户,既肆焉无忌,则专以攻宋儒为功,主名抵骂,视同仇敌,几于恶闻其声而比之于罪人,此风实自惠氏、戴氏开之,而扬州为尤甚”。对此,方东树“忧其破道,思立说以救其敝”。由此作者谓:“方东树《汉学商兑》主旨在致程含章信时便已大体形成,且已经明言要发为论著。其时不晚于嘉庆二十五年或道光元年,显早于道光二年问世的《宋学渊源记》。因此,《汉学商兑》是激于江藩《宋学渊源记》的说法,自然不能成立。”

不仅如此,通过对两个问题的考证,作者指出,“阮元是方东树撰写此书的重要因缘”。首先,前引《与罗月川太守书》中“此风实自惠氏、戴氏开之,而扬州为尤甚”云云,在方东树此信的初版中并没有“惠氏”,而只有“戴氏”。“惠氏”二字是后来方东树将此信收入文集时添加的。“因此,大概可以说方东树商兑的主要对象是承戴震而起的扬州学人”,且应有具体所指对象”,“联系方东树致信程含章的前后际遇,大致可得方东树真意乃主要针对阮元”。特别是方东树在致程含章的第一封信里,说其所学“为举世所不知,都无余恨,独以不获见知于大贤为戚”。考虑到方东树写这封信时正是“即将离开阮元幕府转而主讲廉州的海门书院”之际,那么其言差不多已经是“挑明自己在阮元幕府中待得并不太如意”了。第二个证据则在《汉学商兑》里边。“方东树撰《汉学商兑》,用首卷的醒目位置,近于三分之一的大篇幅”,“将素誉不佳且不被乾嘉大师认同的毛奇龄,列为清代汉学开山加以首攻,看似无的放矢”,其实“主要即在攻击阮元树毛奇龄为清代经学开山”。

综合全章的考证,作者最后结论:

就主攻毛奇龄而言,方东树《汉学商兑》与江藩《汉学师承记》其实旨趣接近。……方东树与江藩并非学人认为的那么针锋相对。只是后人习于门户之见,层层推衍,遂成今人认识中水火不容之状态。

事实上玩味全章所言,所谓“主攻毛奇龄”不妨就是“主攻阮元”。可以说刺激江藩的不是“宋学家”,而是“汉学家”,尤其是阮元;方东树起而商兑汉学的直接动因也不是激于江藩,而是身在阮元幕府时其学问遭到阮元的轻视,乃不得不发愤著书。江藩的《汉学师承记》和方东树的《汉学商兑》一贯被视为汉宋二学针锋相对的典型,现在经过作者的细致梳理,二人著书背后的一系列真正旨趣才终于基本澄清,使我们看到他们俩不仅未必是直接的论敌,反而在某些方向上还是志同道合的同志。可以说,就发掘江、方二人学思历程背后的今典而言,作者本章的工作是清末民初以来针对此问题所取得的最大突破!

上述两章的研究大体属于“浙”的部分,第三、四两章的讨论则以陈澧为中心,转入“粤”的部分。作者在《绪论》里说过,历代“学人的清学异见,除目的、意图、角度不同外,所见清人材料有限为一大要因”,“因此材料充足处往往胜义迭出,否则难免陈言臆见。这也造成民国学人以清人说法为事实,今人又以民国学人看法为凭据的不良循环。必须突破此一瓶颈,后续研究才能深化清学认识,而不是层累叠加更多的主观意见”。这一进路在本书第三、四章中获得了良好的展现,一个重要原因,即在于作者对中山大学所藏400余册陈澧未刊遗稿充分掌握后认为:“若能完整参稽陈澧未刊《东塾遗稿》,比勘已刊诸文,可进一步丰富陈澧论学之诸多面相,落实陈澧论汉学流弊之真实指向,更可在此基础上勾勒其构筑‘新经学’环环相扣之步骤,疏证其层层深入之论学理路,发掘其背后针对及内中微旨”。我的阅读感受是,至少在“进一步丰富陈澧论学之诸多面相”和“发掘其背后针对及内中微旨”两方面,本书的确取得了超过前人的成绩。

“进一步丰富陈澧论学之诸多面相”的成绩主要体现在两个问题上。第一个是第三章第一节对陈澧“小学”理念的梳理。近人对陈澧的研究“重心多落于陈氏汉宋兼采之学”,对于陈澧的“小学”论述则语焉不详。作者指出陈澧之所以揪心于“小学”,是因为他心急于“大学”之无人讲求,他思索此中原因,以为关键即在时下的“小学”过于繁奥,导致学者一生全耗费在“小学”之中,根本无从进入“大学”求义理的阶段,故而他希望浅化“小学”,以期学者能够早入“大学”的堂奥。然“事实上,此事不仅关乎陈澧‘小学’理念本身之嬗变”,“同时牵涉其结撰汉宋兼采之学的学术路径”,换言之,只有了解了陈澧“小学”论述的具体内容,我们才能明白他汉宋兼采之学的“起点与底蕴”。作者将陈澧的“小学”放入清代“小学”的整体脉络中考察,最终呈现的结果是:

陈澧“小学”理念与实践的展开,经历以下过程:一开始对于六书小学作深入浅出之诠释,以期恢复小学“古”意—亦即幼学之意,进而将此“真小学”发挥至群书入门之门径,真正变成“以浅持博”之门径书。

所谓“以浅持博”可以陈澧自己的话来明白其意。咸丰五年陈澧在《复王倬甫书》中说,“荀子云,‘以浅持博’,‘是大儒者也’。本朝儒学奥博,而无以浅持博之书,初学之士,难得其门而入,故其道易衰。因欲取礼、乐、书、数、天文、地理之类,以其浅者初辟门径,启导初学”。这也就是他说的如果“初学欠小学工夫,岂能读近儒奥博之书”,而一旦通过“以浅持博”的门径书“补小学一段工夫,则汉学、宋学皆有基址,然后可以义理、考证合为一矣”。最终还是落在汉、宋学“合为一”上。由此我们可以体会到,陈澧的“小学”论述与其“汉宋兼采”之学始终是牵连在一起的,可谓一体两面、不可分割。

作者“进一步丰富陈澧论学之诸多面相”的第二个成绩见于第四章第一节,是对陈澧和张之洞之间一段今典的发掘。既有研究已经发现,陈澧对自己学术的判断与外界对其学术的反应之间并不一致。a陈澧在中年时代便由循乾嘉途辙的训诂考据之学转向了强调考据、义理合一的“汉宋兼采”之学,但在陈澧生前,外界“最为重视的是其得自江浙学术真传的经解小学与地理考证之作,而非其精心结撰的汉宋兼采之学”,直到其身后,他的汉宋兼采之学方“成为一时显学,陈澧与汉宋兼采似乎也合二为一”了。外界对陈澧的学术观感何以会发生如此大的变化呢?我们对此始终不太清楚。现在经由作者细致考证后可以知道,这在相当程度上是张之洞宣传鼓吹的结果。“张之洞追踪嘉道时期的阮元,颇欲以大帅领袖士林,而扩张东塾学风是其引领士风的一大方向”。特别是光绪十二到十五年督粤期间,张之洞开广雅书局,陈澧所撰经学书籍得到广泛刊印。即便离开两广,调任湖广、两江总督后,张之洞于治所兴办书院时仍仿学海堂之制,且始终以陈澧弟子梁鼎芬主持其事,使得东塾学派终获流衍中原之势。总之,由于“张之洞的推重鼓吹,加上梁鼎芬等东塾弟子门生的推波助澜,陈澧有心开创的汉宋兼采这一新学风”,才最终得以“在其身后成为一时学术趋向”。

至于“发掘其背后针对及内中微旨”的成绩,主要体现在对另一个今典的疏证—陈澧论学时有心以俞樾为其针砭对象。作者通过研究陈澧的三篇《科场议》来发此中之覆。陈澧一生的精力可以说全部用在论学上,对于现实政治社会的问题基本“隐秘不发”,很少作公开的论述。然而他在“同治年间,突然连撰《科场议》三论,并改变思路,耐人寻味”。所谓“改变思路”是指“《科场议》相对于陈澧之前对于科考的思路有一很大变化,即从趋向废时文转变为约束时文做法,因势利导”。经过排比相关史料之后,作者发现,陈澧的《科场议》其实是针对江浙大儒“俞樾任河南学政期内出题割裂一案”而发。激于现实中的人事而对现实问题发表议论,或不奇怪,奇怪的是陈澧在《科场议》中一改以往直接废除时文的考虑,转而认为时文“不可骤废”,强调稳健的“解决之法是‘仍用时文,而去其代语气之法’”,这样就“能援据诸儒之说,引证诸史之事”,“如此一来,虽仍用时文形式,而融入之经学、史学知识大增,或能改变士子不读书之习气”。陈澧为何有如此转变呢?作者认为这是针对“俞樾任河南学政期内出题割裂一案”而发的。原来俞樾因出题割裂案而革职后,曾作《取士议》公开论及科考,称“当今之世,诚欲罢去八股时文,别求取士之法”。陈澧在《科场议》中转而发出“时文不可骤废”之言,就是针对俞樾“罢去八股时文”一说的直接回应。

陈澧之所以会在“议政”的问题上跟俞樾唱对台戏,其实原因在于他在“论学”的问题上与俞樾的分歧。在陈澧意中,有一个“真经学”与“近时经学”的区别。“两种经学之区别,就是熟读全经、融会贯通与节取一二语、寻隙蹈间、专务求胜前人的对立”。陈澧相当鲜明地认定,“近时经学”的歪风就是因“读《九经古义》、《经义述闻》而起”的,尤其以王氏父子的《经义述闻》为甚。作者指出,其实“陈澧对于高邮王氏学与囿于王氏学者有明确区分”,“他真心不喜的是‘囿于王氏之学者’”,而当时“以高邮王氏为宗”的学者中,最知名的标杆性人物,就是长期出任诂经精舍山长的俞樾。特别是俞樾有意绍继《经义述闻》的遍笺群经之作《群经平议》,经过排比梳理时人对此书的议论批评之后,作者指出,“俞氏治经之弊,与陈澧论‘囿于高邮王氏之学者’相合”,即“零碎读经,不全读也;零碎说经,不全说也”。要救正这种弊病,陈澧的办法就是提倡“真经学”,即老老实实读全经,“读注疏,一句不漏,一篇不紊”。作者敏锐地察觉,“这分明与《科场议》第二议最核心之论调—恢复专经—相通”。故而陈澧希望“‘复专经之旧例’,改变‘治五经而不通’之现状,强调‘不如治一经而通’”,这既是在“议政”,也是在“论学”。

因此通过对《科场议》三篇的深度解读,作者揭示出陈澧论学背后的一个重要“针对及微旨”—“陈澧欲挽‘近时经学’流弊,主要的针砭对象是时居江浙学界高峰诂经精舍山长,袭取《经义述闻》遍治群经而失其谨严的俞樾”。这个微旨也隐隐透露出陈澧的大抱负:虽“身处远离学术政治中心的边缘之地岭南”,却“不甘于屈居江浙学术之下,意图与其较劲、立异,甚至驾而上之”。本书标题中清学的“浙粤递嬗”,亦于此历历可见。

《学海堂》的诸多创获都有赖于对今典的发掘,不过针对不同的具体问题,今典诠释所发挥的效力是不同的。在第二章关于江藩《汉学师承记》和方东树《汉学商兑》的问题上,作者所揭示的今典便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不仅许多疑难迎刃而解,同时对于清代汉、宋学争论得以发生的语境,我们的认识也会因之而获得大幅度的改观。第三、四两章发掘的几个与陈澧相关的今典,其对历史的解释力度则不及前者。无论是陈澧存心挑战俞樾还是他身后张之洞对其学问的推重,当然都是陈澧个人学术生命史中的重要内容,惟就理解陈澧构筑的“汉宋兼采”之学的具体内涵而言,这些今典带给我们的实质性帮助可能是比较有限的。

事实上,即便是在今典发挥了巨大作用的第二章,由于作者在对待今典和古典时畸轻畸重的差别,仍不免导致了论述中的一些问题。例如该章第一节作者引述皮锡瑞之论,谓江藩将顾炎武、黄宗羲等治学本无汉宋歧见之人也收入《汉学师承记》,是“显见之‘名实不符’”,进而认为,“对于顾、黄、阎诸人,江藩尚可以汉学之前导渊源解释,今人亦多如此安置。更吃紧之处在于,被江藩安置于汉学继起地位的戴震一系,虽已被后人视作汉学之一大宗,却与惠氏汉学旨趣大异”,因此“若加以深究,这甚至比将顾炎武、黄宗羲、阎若璩等列入‘汉学’更为‘不妥’,因为戴震等人从主观上即要与惠栋汉学相区分,甚至批驳”。这恐怕是一个过于倚重今典而忽略古典的论述。

依作者之意,江藩是一心要“以惠栋提倡之汉学贯通清代经学演进之大流”,由此树立惠栋的汉学第一大宗师的地位,以致不顾戴震等人“主观上”的区别意识,而非收之入《记》不可。但事实上,惠、戴之学固然有差异,惟同时也自有会通的一面。王鸣盛《古经解钩沉序》说:

吾交天下士,得通经者二人,吴郡惠定宇、歙州戴东原也。间与东原从容语:“子之学于定宇何如?”东原曰:“不同。定宇求古,吾求是。”嘻!东原虽自命不同,究之求古即所以求是,舍古无是者也。

戴震以“求古”与“求是”来分辨他和惠栋之间的“不同”,而王鸣盛“求古即所以求是”一语,又未尝不是提示着惠、戴之间也有“同”的一面。他们之间“同”与“不同”究竟哪一面更重要,需要根据观察者的视角来决定。从当事人的立意与旨趣这一层今典的角度着眼,惠、戴之间的“不同”自然会引人注目;但是如果站在古典、也就是作者说的“或远或近的学理渊源”的立场上看,则惠、戴之学里“同”的一面就将变得更有意义。就像宋明学术里的程朱、陆王两派一样,他们之间的“相区分,甚至批驳”与惠、戴两系之间的分歧相较,恐怕只有过之而无不及,然黄宗羲的《宋元学案》和《明儒学案》都是两派兼收。我们从来不会认为黄宗羲的处理“不妥”,这就是因为程朱、陆王两派之间纵然有诸多不同,但归根到底就“学理渊源”而言,他们都是置身于理学之中的。同样,惠、戴之间虽然也可以找出不少主观上的差异,惟与宋明儒学相较,他们的学问也都是处于汉学的“学理渊源”之中的。其实作者在本书第三章的一段文字说得很好:

清人治学,承明末学风,渐趋朴实,解经多重训诂之学。如对清人学风影响甚大的顾炎武,便主张“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以至诸子百家之书,亦莫不然”。启发后世学风。乾嘉大师惠栋,承前人之言,称:“经之义存乎训,识字审音乃知其义,是故古训不可改也。”戴震有所推进,主张“夫所谓理义,苟可以舍经而空凭胸臆,将人人凿空得之,奚有于经学之云乎哉?惟空凭胸臆之卒无当于贤人圣人之理义,然后求之古经。求之古经而遗文垂绝,今古悬隔也,然后求之故训。故训明则古经明,古经明则贤人圣人之理义明”。

“故训明则古经明,古经明则贤人圣人之理义明”,这就是清代汉学的“学理渊源”,诸家之学纵或每有不同,然根底处皆分享着这同一个“学理”。江藩之所以将戴震一系收进《汉学师承记》,固然有出于作者所揭示的今典上的考虑,但若没有双方在古典里基本相通这一层起码的支撑,江藩要将戴震等人纳入其《记》中将是不可想象的事情。例如与戴震同时的袁枚也对惠栋之学表示不满乃至不屑,但江藩绝无可能把袁枚也拦入《汉学师承记》、收编为惠栋之后学,因为惠、袁二人显然在古典上缺乏一个起码的共同基础。

今典的偏向使作者在观察时人之学时注重他们各自的“针对”与“立意”,故往往多体会到他们之间的“异”而不太考虑其背后古典上、学理上的“同”。一旦今典里“异”的因素被推至极端,则不仅惠栋和戴震不能同属于“汉学”,甚至“汉学”、“宋学”、“理学”、“考据学”等概念都势将变得无法成立。然而时人使用这类概念相互讨论且并无大碍,可知这类概念所指为何,他们大体皆能有共识。这是他们在古典里自有一个“同”的背景的最好证明。

尤为重要的是,本书讨论的毕竟是一个“学术议题”,若一味重今典而轻古典,那么在论“学”时难免会给人尚有一层未透的感觉。这一点在对陈澧“汉宋兼采”之学的论述中体现得最明显。第三章第一节叙述陈澧“揭示‘补小学一段工夫’于沟通汉宋学之效力”后,作者进一步解释说:

所谓义理、考证合为一道,实即由小学进于大学之道。陈澧读《学记》“此大学之道也”之正义“是大学圣贤之道理,非小学技艺耳”。叹息“近百年来之学,皆小学技艺耳”。将终身为之、皓首穷经式的“小学”,深入浅出,化为真正的“小学”,在此根基上进于大学,融汇汉宋学,这是陈澧之抱负。

也就是说,陈澧的“融汇汉宋学”的抱负就是“由小学进于大学”、“义理、考证合为一道”。然而读者针对这个结论不免会有疑问:“由小学进于大学”和“义理、考证合为一道”并不是陈澧的发明,而是乾嘉汉学共有的“抱负”。即便就此理念的落实来看,戴震、焦循等人在“义理、考证合为一道”上所取得的成绩也绝不在陈澧之下。在本书第二章里,作者也指出“惠栋号召汉学,不仅恢复两汉专门之学而已,乃以此为根基,进而阐大义微言”,这又何尝不是号召“义理、考证合为一道”呢?就此而言,惠栋、戴震等人同样也是“融汇汉宋学”的,而且至少在理论上,乾嘉以来的“汉学”从来都是以“训诂明而后义理明”(实即“由小学进于大学”的另一种表述)为其基本信条。既然如此,陈澧的“汉宋兼采”之学相较于令他不满的乾嘉之学究竟有什么不同呢?陈澧自己所陈述的乾嘉之学与“脱离于当下”的那个乾嘉之学究竟是一是二呢?只有在这些问题上立定脚跟之后,才能进一步评估陈澧的“汉宋兼采”在整个清学史脉络里的意义。然而很明显的是,这些工作都是必须进入学理的层面才可能完成的,任何今典的发掘对这些问题的理解都很难带来实质性的帮助。

第三章第三节“‘四科说’与陈澧构筑新经学之抱负”是作者论述陈澧之学的核心文字,似乎也存在同样的问题。作者指出,前人在研究陈澧的代表作《东塾读书记》时,始终“忽略一关涉此书旨趣的核心问题—陈澧精心发挥孔门四科这一圣门故事的当世新意”。由于四科说在陈澧“论学整体运思中具备全局性地位,贯穿着其‘成一家之言’的诸多细节”,故若“离此而言陈澧治学旨趣,尚欠一间”。这个意见是很有道理的。事实上,“陈澧申发四科论,首重兼存之意,出自救汉宋争竞之弊自然无疑”,与此同时,他还“另有构筑新学术体系的抱负。而在此其中,四科论中‘文学’一科之发挥,是一个重要因素”。通过对陈澧文字的反复疏证,作者最后认定,陈澧“新经学”的内涵,也就是“总会四科的‘文学’,实即是兼合义理、考据、辞章的‘经学’”。应该说,作者对陈澧“新经学”具体内涵的解读是令人信服的。但作为读者,我同样会感到不解:陈澧的“新经学”,即“兼合义理、考据、辞章的‘经学’”,这难道不正是戴震、姚鼐等乾嘉时代的学者早就反复强调的“经学”吗?如果把这个理念称为陈澧的“新经学”,认为其中有“当世新意”,那么它究竟是“新”在什么地方呢?

尤有意思的是第四章第一节之末作者讲述的一个故事:

陈澧去世之前一二年,沈曾植曾与东塾有一面之缘。沈曾植与袁昶谈及此事,说陈澧“顷已七十余,善忘矣。自言生平所著,于律吕、音韵二书最深,作篆隶皆有法则”。沈曾植所述看似与陈澧的自我抱负不符,却极有意思。沈曾植为乾嘉以来难得的通人,相信不至于误记,若真的如此,陈澧在对待自己真实的学问根脉与提倡的新学术之间确有高下的最终判定。

沈曾植所述故事立刻就会让我们想起当年戴震去世之前的感言。按江苏上元人戴祖启在与其子戴衍善的《答衍善问经学书》中说:

汝欲知经学之说乎?今之经学非古之经学也。……今之经学……六经之本文不必上口,诸家之义训无所动心。所习者《尔雅》、《说文》之业,所证者山经、地志之书。……及其英华既竭,精力消耗,珠本无有,椟亦见还,则茫然与不学之人同耳。吾家东原盖痛悔之,晚婴末疾,自京师与余书曰:“生平所记,都茫如隔世,惟义理可以养心耳。”

据余英时的考证,戴祖启提及的戴震之言,是戴震在去世当年致戴祖启的书信中的文字。得此背景之后,我们就可以更准确地获取戴祖启这一段文字里的信息。他说的“今之经学”,其特点是“六经之本文不必上口,诸家之义训无所动心,所习者《尔雅》、《说文》之业,所证者山经、地志之书”,结果矢心于考证记诵,最后却全无心得。这其实也就是后来陈澧所反对的不读全经,琐碎说经的“近人之经学”。此一学弊早在戴震生前即已显现,对此戴震已有深刻反思,故至晚年时最终认定,治学终当以上求义理为其究极之境。他在几乎同时的致段玉裁书中自谓“生平论述最大者为《孟子字义疏证》一书”,透露的也是这个意思。至于戴祖启所谓的“古之经学”,亦庶几不离此意。而这样的“古之经学”,大体亦正如陈澧“新经学”之意趣,即所谓“凡经学,要识义理,非徒训诂考据而已”也。《学海堂》一书的研究则告诉我们,在陈澧的心中,戴震还算不上能打通考据和义理之人,同惠栋一样都被他视为“假汉学”。言下之意,陈澧认为只有自己才是训诂明而后义理亦明的“真汉学”。然而对比戴震和陈澧两人晚岁之心曲:“假汉学”戴震能够坚持“要识义理”于最后,以讲义理的《孟子字义疏证》为自己“生平论述最大者”;而以“真汉学”自诩的陈澧竟置自己讲义理的书于不顾,回头认定“训诂考据而已”的“律吕、音韵二书”为生平著述中最有价值者。那么可以说,从陈澧自己所立的标准来看,他不怎么看得起的戴震倒无论如何都比他更堪称“汉宋兼采”之学。

这个极为吊诡的结果也可以给我们明确的提示,陈澧的“汉宋兼采”之学与乾嘉以来“训诂明而后义理明”的汉学传统之间究竟有什么异同?对这个学理层面的问题获得明白的体认,恐怕是识得“陈氏论学真趣”的一个基本前提。因此除了发掘今典,我们还必须转到陈澧文字的背景里去,从学理的层面把握住乾嘉以来清代学术的内在脉络,得此参照之后,才有可能确认陈澧之学在清学理路中的位置。若不经此层工作,则陈澧的经学是“新”是“旧”、如何“新”如何“旧”,恐怕都很难得到一个明白的展现,或者借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说,“离此而言陈澧治学旨趣,尚欠一间”。

或许正因为此“尚欠一间”,还导致作者最后裁判“汉宋兼采的浙粤取径与宗尚”之高下时,出现了与全书的运思逻辑相互矛盾的情况。作者认为,广东的陈澧论学不分汉宋,乃“与江浙学界由反思汉宋门户之弊而生回复不分汉宋之学交相映照,汇成晚近学术史中所谓‘汉宋兼采’之学的两大分支”。重要的是,这两支“汉宋兼采”之学取径不同,由之而体现了见识与学养的高下之别。广东一派“汉宋兼采”的典型当然是陈澧,至于江浙的“汉宋兼采”之学,作者在论述中主要以朱一新为其代表。

作者说,朱一新认为“近儒欲沟通汉宋,亦徒据一二端之近似,而未能尽观其深”,因此他“截然区分‘徒据一二端之近似’与‘尽观其深’两种境界,以‘尽观其深’者自居”。其言中“徒据一二端之近似”云云,针对的正是陈澧。具体而言,所谓沟通汉宋学时能“尽观其深”,是指的如下一种进路:

既然汉宋门户已分,亦应入其室操其戈,辨析被时人称之为“汉学”、“宋学”的学说是否真符合汉、宋儒者的家法宗旨,以打破清人叠加自设的门户之见。

至于“徒据一二端之近似”则是指的这样一种情况:

后世门户既分,若不能分清汉宋原来面目与清人后设“汉宋”之见的差别,又欲突破门户、融通二者,自然只好“徒据一二端之近似”了。

例如刘师培曾说陈澧“崇郑学而并崇朱学,惟不能察其异同之所在,惟取其语句之相同者为定”,就是典型的“徒据一二端之近似”的做法。

在这样的分别之见里,朱一新和陈澧各自的“汉宋兼采”之学无疑是高下立判的。因而作者明确指认,“陈澧沟通汉宋之学的症结,大体在于不能尽知汉、宋学的家法宗旨,只是摭拾相似之言,故不能回复之前不分汉宋、择善而从之境地”。但事实上我们必须注意,这个分别之见和高下之判是建立在对“汉宋兼采”之学的一个特殊理解之上的,即“汉宋兼采”是指分别识得汉儒和宋儒学术之真,以汉还汉、以宋还宋,最终破除清人建构的汉、宋门户壁垒。应该说,这大体是朱一新的“汉宋兼采”之学的含义,同时也成为作者在论述中对“汉宋兼采”之学的理解,但是,这却不是陈澧的“汉宋兼采”之学的“立意”和“旨趣”。

其实陈澧“汉宋兼采”之学的本意是相当清楚的,大要言之,即如钱穆所说:“东塾讲学,所谓汉宋兼采以求微言大义者,其实仍是经学盛时惠、戴所称‘古训明而后义理明’之见解。”a换言之,陈澧的“汉宋兼采”之学的含义,不过专在强调治经须求义理而已,即“经不可不解说,但不可只解说其文,而不寻绎其理”。b他所针对的是乾嘉以来的“汉学”逐渐形成的但知考据而不知求义理的风气,与历史上的汉儒和宋儒之学基本没有关系。陈澧每每提及郑玄、朱熹并树为学的,但事实上他自己的一番“汉宋兼采”之意早在他发明郑、朱之学以前就已经形成了,c换言之,郑玄、朱熹都不过为陈澧取以印证己学而已,他的用心原本就不在于恢复郑、朱学术的本来面目。

朱一新和陈澧“汉宋兼采”之间的“取径”有异,是因为各自的“立意”本迥乎不同,故不可以高下论。站在朱一新的立场上看,当然可以说陈澧分不清汉、宋儒各自的家法,所言皆是“徒据一二端之近似”的浅见,可是如果依陈澧的心意来讲,朱一新之所观深则深矣,却根本不识当下真正学术危机之所在,反为汉、宋人作嫁衣裳,实在是枉费心力。更进一步看,包括朱一新、章太炎、刘师培等在内的江浙学者,他们对陈澧“汉宋兼采”之学的评断,其实都无非是作者再三强调的“后人见识”。看全书最后一句话说:

以朱一新的眼光看去,浙、粤学人兼采汉宋的做法不仅大异,且此类差异乃源于见识与学养的高下有别。

作者之所以在最后点出“以朱一新的眼光看去”,大概是有意表示,自己对朱、陈二人学识“高下有别”的评断是有“相对前提”的,而不是“绝对一般”的。但事实上,在此前的通篇论述中,作者都是在“绝对一般”的层面上来立论的,从来没有表示过自己的评断是限制在“朱一新的眼光”之下的意思。因而作者最后的这一笔并没有能够弥补此前的论述缺少一个起码界定的问题,反倒还恰恰提示了作者是以朱一新等人的“后人见识”来反观陈澧,而没有考虑陈澧本人兼采汉宋的“历史本相”。这与《学海堂》全书有意建立的不以后人见识误作历史本相的基本思路,就不免自相矛盾了。

相较而言,《学海堂》一书中最值得商榷的一个问题,我感觉是第一章对阮元“文笔辨”的论述。前文已经提及,作者在第一章勾勒了一条阮元建立自己“经解之学”的连续线索:乾隆末萌发编纂《经籍籑诂》之念、嘉庆初抚浙时立诂经精舍、嘉庆末编纂《皇清经解》及督粤后仿诂经精舍而立学海堂。阮元建立自己“经解之学”的旨趣始终贯注其间,实“为同一运思下的不同步骤”。这个线索里有一个作者特别突出的环节,即在设立诂经精舍和学海堂两事之间的嘉庆中叶,阮元忽然提出了“文笔”之辨,一改自己此前不排斥(其实还随大流表示认同)唐宋古文的态度,宣称唯有南朝梁昭明太子所编《文选》为代表的骈偶体文字方可称为“文”,唐宋八大家所代表的散体文字则只能称为“笔”,而不得有称“文”的资格。作者认为,“文笔辨”仍然是上述阮元整体运思线索中的一环,因为:

阮元借魏晋时期的文笔旧说,旨在厘正“文”义,树立《文选》所定文章的正宗,鞭锋直指以桐城古文义法为圭臬的四书文程式,隐喻破除四书文正统与科举三场中首重地位之意。这与阮元在科考中首重第二、三场经解史策,贬低头场四书文,为同一运思,两者不可分割。可见阮元的抱负远在近人所谓的文体问题之上。在这一运思的发展中,阮元创建诂经精舍、学海堂两书院,专课经解辞赋,不课时文,便是顺理成章之事。(53

本章开头作者也说,阮元“文笔辨”的“主要目标即是削弱四书文在科考中的绝对地位与至高无上的影响力”,从而“抬升第二、三场经解策论的地位,以此引人入学”。事实上,这个解释恐怕是一个明显的过度诠释。

从“文笔”之辨到科考场次轻重,其间经过了好几个步骤的推论:从第一,骈体是正宗的“文”,散体是“笔”不是“文”,推出第二,桐城派的“古文”是散体,因而不是“文”,再推出第三,清代四书文以桐城派方苞的“以古文为时文”为标的,因而四书文只是“笔”而非真正的“文”,最后推出第四,由于四书文并非真“文”,故以四书文为内容的科考头场不足重,则言下之意,当重者为二、三场。这个逻辑线条相当迂远曲折,作者始终只是通过逻辑上的推论来连接各个环节,并没有举出哪怕一条明晰的证据,能够证明时人或者阮元自己对其四步走策略有确凿的体认。这与作者在论述诂经精舍、学海堂以及《皇清经解》等环节时,能举出明白证据支撑论点的情况相较,反差相当强烈。

其实即便从逻辑上讲,作者所得的结论也未必是顺理成章的。乾隆中叶以后,科考程式定为头场四书文三首,试帖诗一首;二场五经文四首;三场策问五道(其他论、表、判等则多有变动)。假如阮元的“文笔辨”真的意在科考各场的轻重消长,那么他无论如何都意识得到,“文笔辨”其实是一把双刃剑:若非“文”即不足重,则不仅首场的四书文不足重,二、三场的五经文和策问同样是散体、同样非“文”,因此当然将同样不足重。在这样的情况下,通过“文笔辨”如何能得到“抬升第二、三场”地位的结果呢?另外,第二场的五经文与头场的四书文一样,都是八股文,惟题目来源不同耳。然而作者笔下反复出现“二、三场经解史策”、“二、三场经解策问”的提法,将第二场的五经文称作阮元所提倡的“经解”,这是非常令人不解的。

作者在书中还提到了好几个侧重二、三场以取士的实际事例。这些事例出现在乾隆末到嘉庆初,下距阮元提出“文笔辨”至少有八年以上的时间。特别是乾隆五十一年的江南乡试和嘉庆四年的会试,阮元分别作为士子和副主考参与其中,亲历了侧重第二、三场经义策问以被选和选士的过程。这些史事其实已经提示我们,即便欲强调二、三场的重要性,也无须同时设法去贬低首场的地位。事实上正如作者所指出:“三场的权重取舍,主考确掌关键作用。”因此三场孰轻孰重、怎样轻怎样重,基本是主考一人或数人斟酌拿捏即可决定,若转而通过“文笔辨”的层层转折来暗示(因涉功令,只能是暗示)士子首场与二、三场的轻重取舍,未免是太过事倍功半之举了。再看梁章钜《制义丛话》里的两段文字:

乾隆己亥(四十四年,1779)、癸卯(四十八年,1783)、丙午(五十一年,1786)、戊申(五十三年,1788)数科,吾闽闱墨皆以奇才异藻震动一时。盖吾乡积承朱笥河、纪文达公、陆耳山、吉渭崖数先生教泽,人人奋于读书,又适遇典实之题,得以尽其发挥本领,而典试诸君子又实有衡鉴之明,故闱墨一出,无不震耀一时者。吾闽乡墨之可观,自乾隆己亥、癸卯、丙午、戊申诸科外,即数甲寅(五十九年,1794),是科三艺皆典实题,故所拔多积学怀才之士,文亦称之。

根据第一段文字可以知道,经史实学要在科考中发生影响大体需具备三个条件,一是下有“奋于读书”的士子,二是上有提倡此风的“典试诸君子”,三则还需“适遇典实题”。不过关键还是在“典试诸君子”,因为士子的读书风气端在他们的提倡,而各省乡试首场皆由主考命题,故只要有“诸君子”在,要得“典实题”也没有问题。至于第二段文字中的“是科三艺”云云,毫无疑问是指首场的四书文三首。那么综合这两段文字即可知道,只要“典试诸君子”有提倡经史之学的明确意向,则至少在首场由主考命题的各省乡试之中,即便首场四书文也都可以通过出“典实题”的方式成为推动经史之学的手段。这是时人关于科考的实际经验,据此我们可以说,通过贬低首场来提升二、三场的地位,进而来发出提倡经史之学的信号,对于有丰富科考阅历的阮元来说,这基本不可能是他的选项。

事实上,阮元的“文笔辨”确实基于某种一贯的运思,不过与作者提出的通过科考二、三场以提倡“经解之学”的一贯运思稍有距离。我们不妨用作者区别“清学本相”与“后人见识”的思路来看此问题,将作者的解说视为后人见识,转而重新涵泳阮元自己的相关文字,以见其意思。按阮元《揅经室二集》卷7《西湖诂经精舍记》有云:

谓有志于圣贤之经,惟汉人之诂多得其实者,去古近也。许、郑集汉诂之成者也,故宜祀也。精舍之西,有第一楼,生徒或来游息于此。诗人之志,登高能赋。汉之相如、子云,文雄百代者,亦由《凡将》、《方言》贯通经诂。然则舍经而文,其文无质,舍诂求经,其经不实。为文者尚不可以昧经诂,况圣贤之道乎!

这段话透露出阮元具有如下一种观念或思路:“文”学与“字”学(《凡将》、《方言》)是连接在一起、不可分割的,或者说“文”学与“字”学乃是一体之两面;由于“字”学以汉人为真(惟汉人之诂多得其实者),则“文”学亦以汉人为真(汉之相如、子云,文雄百代者)。还需注意的是,作《西湖诂经精舍记》时的阮元尚在唐宋古文的主流荡漾中,且其所聘以主持精舍文辞之学的王昶、孙星衍二人亦皆主唐宋古文者。d在这样的情况下,阮元文中举“文雄百代”之代表,不及唐宋八家而以相如、子云当之,尤可见其认定“文”学必从“字”学出的意念之坚定。“字”学在汉人,则“文”学必在汉人,况相如、子云二人正有《凡将》、《方言》之著也。

以“文”、“字”二学连为一体,又以汉人为得此学之典型,这是阮元长期持续的一贯意思,在《西湖诂经精舍记》之前与后屡见不鲜。前之者如十二年前的乾隆五十三年,阮元为其房师孙梅的《四六丛话》作序云:

贾生、枚叔,并辔汉初,相如、子云,联镳西蜀。中兴以后,文雅尤多,孟坚、季长之伦,平子、敬通之辈。综两京文赋诸家,莫不洞穴经史,钻研六书,耀采腾文,骈音丽字。

后之者则直到道光初立教于广东学海堂时,仍本此见以授诸生。后来受学于学海堂的陈澧便得此意,在道光十五年的一通致友人书中说:“昔相如、子云,赋颂之首,而《凡将》、《训纂》,甄极小学。”正如《学海堂》所言,此言“与阮元在《西湖诂经精舍记》中所述基本观点相近,可见渊源”。

然而在阮元的这个一贯运思中,当以作于嘉庆十二年的《扬州隋文选楼记》最为重要。此文不仅仍旧发挥“文”、“字”二学一体之意,同时也是阮元明白“确立排除唐宋古文于‘文’外的基调”的首出之作。他的“文笔辨”意识正是从他一贯的“文”、“字”二学一体之见中自然翻出,也在此文中斑斑可见。下面我先节引此文中的重要文字,然后再略作疏解。按此《记》有云:

扬州旧城文选楼、文楼巷,考古者以为即曹宪故宅。……元案新、旧《唐书》,曹宪,江都人,仕隋为秘书学士,聚徒教授,凡数百人,公卿多从之游。于小学尤邃。自汉杜林、卫宏以后,古文亡绝,至宪复兴。炀帝令与诸儒譔《桂苑珠丛》,规正文字。又注《博雅》。贞观中,以宏文馆学士召,不至,即家拜朝散大夫。卒,年百五岁。宪始以梁昭明《文选》授诸生,而同郡魏模、公孙罗、江都李善相继传授,于是其学大兴。……元谓古人古文小学与词赋同源共流,汉之相如、子云,无不深通古文雅训。至隋时,曹宪在江、淮间,其道大明。马、扬之学,传于《文选》,故曹宪既精雅训,又精《选》学,传于一郡。……今楼中但奉昭明栗主,元以为昭明不在扬州,扬州选楼因曹氏得名,当祀曹宪主,以魏模、公孙罗、李善、魏景倩、李邕、许淹配之。……唐人属文尚精《选》学,五代后乃废弃之。昭明《选》例以沈思翰藻为主,经、史、子三者皆所不选。唐、宋古文以经、史、子三者为本,然则韩昌黎诸人之所取,乃昭明之所不选,其例已明著于《文选序》者也。《桂苑珠丛》久亡佚,间见引于他书,其书谅有部居,为小学训诂之渊海,故隋、唐间人注书引据便而博。元幼时即为《文选》学,既而为《经籍籑诂》二百十二卷,犹此志也。

文中说的“汉之相如、子云,无不深通古文雅训”,毫无疑问即七年前《西湖诂经精舍记》中“汉之相如、子云,文雄百代者,亦由《凡将》、《方言》贯通古今”之意;至于“古人古文小学与词赋同源共流”云云,更是他一贯的“文”、“字”二学一体之见的明白宣示。

据《学海堂》的研究,阮元原本对扬州的文选楼没有特别的了解,也随大流以为是昭明太子萧统的居所,后于嘉庆二年得凌廷堪来书转述邵晋涵的意见,才考知此楼原是曹宪的故宅。但作者没有顺此继续思考。事实上,曹宪之进入阮元视野是其“文笔辨”得以形成的重要契机。上面所引文字相当明白地展现了阮元对曹宪之学的理解:他发现,曹宪正是继承了汉人的“文”、“字”一体两面之学,即所谓“既精雅训,又精《选》学”;而其间的继承管道就是《文选》,即所谓“马、扬之学,传于《文选》”。阮元“文”、“字”一体两面之学的核心意思在于“文”学须从“字”学出。相如、子云有“字”学,故有真“文”学;曹宪亦深于“字”学,故其《选》学也是真“文”学。这样一来,在“文”、“字”二学一体这个阮元一贯的运思中,《文选》自然就顺理成章地获得了关键的地位,成为他心目中“文”的代表。在此之前,阮元仅留意到相如、子云的“文”、“字”一体,二人之“文”虽也多“骈音丽字”,但尚不至发生特别的意义。而现在注意到曹宪的“文”学、亦即《文选》之后就不同了,因为《文选序》对文体的骈、散之别特为致意,足以引人注目,即他所谓“昭明《选》例以沈思翰藻为主,经、史、子三者皆所不选……其例已明著于《文选序》者也”。他的“文笔辨”的意识自然就在这个时候“忽然”出现了,惟夷考其实,则是从“文”、“字”二学一体的一贯运思中移形换步而来,其实是渊源有自的。

在《扬州隋文选楼记》一篇的语境中,阮元笔下的“文”、“《文选》学”、“马、扬之学”等等,都是指他那一贯的以“字”学为基础的“文”、“字”一体之学,而不单是后世所谓的“词章”而已。所以他才说“马、扬之学,传于《文选》,故曹宪既精雅训,又精《选》学”,如果“马、扬之学”与传此学的《文选》只是指的“词章”,那么曹宪“故”所精的就不会有“雅训”了。文中阮元还说他在文选楼中“祀曹宪主”,实即一如他在诂经精舍中祀许慎、郑玄,前者表示“文”学须从“字”学出,后者则是“经”学须从“字”学出。这是两条线,但方向全同,就此而言,也真可以说是一贯的运思了。

以上所言,大概方为阮元忽然推崇《文选》并提出“文笔辨”的本意,非如《学海堂》一书推测的暗中攻击科考首场的四书文。而《学海堂》之出此解,大体仍缘于太过执着于今典,以至陷入一种历史诠释的路径依赖,认为阮元的“文笔辨”非有当下之针对不可,最终不免凿之过深矣。其实,以古人之“文”学背后有一层“字”学工夫与之相连,这在阮元之前即代有人言。《汉书·艺文志》中相如、子云二人既列名于《六艺略》小学类,又出现在《诗赋略》,即是一种明白的提示。又如明朝谢榛《四溟诗话》云:“汉人作赋,必读万卷书,以养胸次……又必精于六书,识所从来,自能作用。……此长卿所以大过人者也。”阮元自少即有“文”“字”一体、“文”从“字”出之意,完全可能是这类“或远或近的学理渊源”的结果,亦即从古典的脉络中而来,不必一定要有今典的指向。事实上可以看到,阮元“文笔辨”的深层基石是“字”学训诂,所以即便按照上面的解释来看,《学海堂》所勾勒的阮元的连续运思过程:《经籍籑诂》—诂经精舍—文笔辨—学海堂—皇清经解,仍然是可以成立的。只不过“文笔辨”之所以能嵌入这一过程,并不是由于存在作者所说的贬低科考首场四书文的今典,而是因缘于阮元以“字”学训诂为所有学问之根基的一贯意识。前引《扬州隋文选楼记》末谓:“《桂苑珠丛》……为小学训诂之渊海,故隋、唐间人注书引据便而博。元幼时即为《文选》学,既而为《经籍籑诂》二百十二卷,犹此志也。”“此志”即指《桂苑珠丛》所象征的“字”学之志。所以,这句话正是阮元的“文笔辨”与他的其他各环节连结所在的最好注脚。

作者在《绪论》里说,“中国学人所言,大致皆有为而发,若不取事实以证之,则成无的之矢。故要采相关事实排列考异,参之悟之,以显现其本来意思”。这是真得“中国固有学问”甘苦之言。不过这样的“本来意思”大体上是偏于“今典”的层面。毫无疑问,发掘“今典”是《学海堂》一书最倚重、同时也收效甚著的诠释路径,惟与此同时,若能对“古典”的层面也予以相应的研究,或许将能得到更为丰富的“本来意思”。

如本文引言所说,作者借写诗与注诗中的“古典”与“今典”概念来指涉清学本相中的两层含义,且流露出今典重于古典的轻重之别。若专就注释诗歌时的今典、古典而言,其间的轻重缓急可能确如作者所言。盖所谓“诗言志”也,诗人自己的“志”就是今典。诗人是先有了“志”,然后再搜寻古典而借以表出其“志”。古典乃特供其驱使者而已,此一古典不惬意,换另一古典即可,要在以今典得以适当抒发为最终目的。在这个意义上,诗其实只是今典的结果,不是古典的结果,古典基本是“脱离于当下”的,没有今典,古典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然而对构成清学本相的今典、古典来说,则未可作如是观。因为作为一个“学术议题”,清学的古典——“或远或近的学理渊源”——并不是“脱离于当下”的,在相当程度上,清学就是这些“或远或近的学理渊源”的一个结果。清人论学时确实会针对古典“写情寓意”,从而“赋予今典,体贴时事”,但在此过程中,他们对古典并不能随意驱遣,而且还会反过来受到古典的制约与规范。清代的汉、宋学家们并不具备诗人那样的自由。所以在“清学本相”之中,古典与今典两层不仅如作者所说不可分割,同时也不存在轻重之别。

当然这是就一般意义上说,若针对某个具体问题的解释,古典与今典之间可能又会有所轻重。比如就历史中的人而言,每一个人的言行无不随时随地受到今典与古典的影响与制约,但对不同的个体来说,今典与古典在他身上产生影响力的比重可能是很不一样的。此意在“学术议题”的研究中,大概就要落实到章学诚说的“言学术功力,必兼性情”上面。就《学海堂》的研究对象而言,江藩和方东树都是性情倔强、内心敏感之人,故不免会受到今典时事的刺激较大;陈澧相较而言则明显性情平和、乃至难得糊涂(如其《东塾读书记·自序》开篇即谓:“澧性好读书,于天下事惟知此而已。”),对他这类人来说,今典的影响就会小一些,而古典的作用会更加突出。因此我们看到,当本书通过今典诠释的路径来解释江、方、陈三人的学术时,在江、方二人身上就获得了相当大的成绩,在陈澧身上则效果不太显著。可能还是像余英时教授所说,在史学研究中,应当让“研究的对象及其材料决定观点与方法的选择,而且不限于一端”。

无论从义理、考据、词章哪个方面看,於梅舫的《学海堂与汉宋学之浙粤递嬗》一书,都是近年来清学史领域里少见的佳构;也不论是本书具体结论的创获还是区别“历史本相”与“后人见识”的基本理路,乃至作者深埋于书中的“今人不能不砥砺振作”的正意诚心,都将为此后的清学史研究者所必须参考、并成为他们继续探索清学本相时的一个重要基础。

本文转自《清史研究》第一期,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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