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金莎娱乐手机版

她的丈夫是谁,指腹为婚包办婚姻产生至爱真情

陈琮英与任弼时从“娃娃”直至终生——任弼时与她都从一而终,不论是身处监牢、长征岁月还是步入中共高层、进入中南海,彼此携手,不离不弃,从不见异思迁,从无绯闻。如此纯真无邪的爱情,令无数人为之动容。

一出生就被指腹为婚定下终身,“童养媳”是她人生的第一个角色;小袜厂打工、学习文化知识、担任机要秘书,她一步步走上革命道路。这就是共和国缔造者之一任弼时的夫人——陈琮英。从一个无法掌握自己命运的童养媳、备受剥削的工厂女工到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经历过长征洗礼的革命女性,她对丈夫温柔扶持,与丈夫并肩作战,留下了许多惊心动魄又感人至深的故事。

未等特务动刑,向忠发就叛变了,并供出和杨秀贞住在一起的任弼时夫人陈琮英。特务们随即逮捕了杨秀贞和陈琮英。她俩均遭受特务的严刑拷打。但始终没有吐露与中共的关系,还是向忠发出面要杨说实话。周恩来在后来得知这一情形时说:向忠发的节操还不如一个妓女。

澳门金莎娱乐手机版 1

1926年3月,任弼时和陈琮英在上海完婚

澳门金莎娱乐手机版 2

本文摘自《聆听历史细节》 作者:王凡 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

向忠发曾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他的叛变臭名昭着,但他究竟是如何当上总书记的、叛变后泄露了哪些机密?这是不少读者的疑问。

13岁的童养媳“姐姐”陈琮英小小年纪,非常懂事,要求到长沙去打工,赚钱供“弟弟”任弼时上学。她把辛苦打工所得的工钱,几乎全部交给了任弼时,使任弼时非常感动。

陈琮英生于1902年1月,比丈夫任弼时大了两岁。她出生后不久,母亲就去世了,父亲也常年在外谋生,只能将她托付给婶母抚养。出生前,任陈两家就为任弼时和陈琮英订下了“娃娃亲”。从小,陈琮英就常常到任弼时家中玩耍、小住。12 岁时,陈琮英正式住进任家, 与当时才10 岁的任弼时开始共同生活。

顾顺章一举摧毁中共中央机关的计划虽然没有得逞,但他的叛变还是使中共地下党蒙受了巨大的损失。正在营救中、马上即将出狱的中共早期重要领导人恽代英,被他指认出来,枪杀于苏州军人监狱。6月,他带人在香港逮捕了另一位中共早期重要领导人蔡和森。打入国民党特务机构、并已居于要害位置的钱壮飞、李克农、胡底、宋再生等人,被迫脱离原工作岗位。原在敌特机构中为中共服务的重要官员杨登瀛等人遭到国民党当局的羁押。

潘汉年不禁低声叫了起来

◆为了搭救被捕的任弼时,急于赶路的她搭乘一辆敞篷的拉煤的大货车。在长途奔波之中,襁褓中的女儿受了风寒,感冒转为肺炎,夭折了。

当天晚上,陈琮英带着刚出生不久的女儿匆匆赶到火车站,不料车早已开走了。她心急如焚,实在没办法,咬咬牙爬上了一辆拉煤的货车。夜晚十分寒冷,母女俩的手脚全冻僵了。车厢剧烈摇晃,孩子的头被碰得鲜血直流,陈琮英身上也被煤块砸得青一块紫一块的。

中共中央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在上海坚持工作,无疑更增加了特科工作的责任和难度。1931年6月2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刚调到特科不久的潘汉年得到消息,立即报告给周恩来。

1931年6月22日下午,上海法租界着名律师陈志皋驱车来到霞飞路霞飞坊黄慕兰的住处,请干妹妹去东华咖啡馆喝咖啡,并建议吃过晚饭后,一起去大光明影院看电影。

澳门金莎娱乐手机版 3

澳门金莎娱乐手机版 4

周恩来获悉总书记被捕,马上布置营救,可不久又有向已叛变的消息传来。尚不到一天,周恩来等对此将信将疑。向忠发知道周恩来住所,并有钥匙,如若叛变,必会带特务前来搜捕。周恩来迅速搬进四马路外国人开的都城饭店。为了查证向忠发是否真的叛变,周恩来指示特科三科科长谭忠余亲自带人监视自己原来的寓所。

两个月前,为营救关向应,陈志皋的父亲向审理关向应一案的人突然宣布黄慕兰是他的干女儿。党组织认为认了这份干亲,有利于掩护黄慕兰的工作,于是批准。

◆向忠发叛变后供出陈琮英,并当着敌人要她交代所有的事。“我当时抱着刚出生3个月的小女儿,装糊涂说:‘讲什么呀?我是农村来的,我什么也不知道。’”

就这样,好不容易到了长沙,陈琮英扮成伟纶纸庄的老板娘,当法院派人前来对质时,她按照丈夫的口供,坚称胡少甫(任弼时的化名) 是纸庄的店员,是去南陵收账的(被捕时身上带有80块大洋)。

谭忠余亲自带领一名红队队员,在小沙渡路摆了个馄饨摊。半夜时分,他们看到一队特务押着一个人来到周恩来的寓所,并用钥匙打开后门很明显,向忠发叛变的消息是确切的。当那队一无所获的人从周恩来寓所出来时,馄饨摊已经不见了。

陈志皋只知道黄慕兰曾是大革命时期国民党武汉市党部妇女部长,其夫已于1928年4月在江西赣州地区牺牲。但陈并不清楚,黄慕兰乃是潘汉年领导下的中央特科成员。

陈琮英,这名字并不是人们很熟悉的;然而,她的已故的丈夫任弼时,却是大家所熟知的。陈琮英跟任弼时结婚之后,总共生育了9个子女。在艰苦卓绝的战争岁月,最初出生的3个孩子都早夭了,还有2个孩子因在战争中寄养在江西老乡家里而失踪。能够长大成人的是3个女儿,还有唯一的儿子任远远。

1931年3月,任弼时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被派往江西中央苏区工作。陈琮英因怀有身孕,无法一起前往。临走前,任弼时对妻子说:孩子生下后,不管是男是女,我们都叫他远志,希望孩子有远大志向!一周后,陈琮英顺利生下女儿远志。此时恰逢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供出了住在德华旅馆的陈琮英,她与出生 100 天的女儿一起被抓进监狱。经过地下斗争的磨炼,特别是任弼时两次被捕入狱及营救经过,陈琮英增长了不少见识和随机应变的能力。

周恩来并未在都城饭店长住,在核实和确认向忠发叛变的几天里,他和邓颖超暂时分手,躲避到了谭忠余和周惠年的家中。周惠年回忆道:周恩来来后,和谭忠余同在大床歇息,她则搬出小床睡到另一处。由于风声很紧,周恩来只能昼伏夜行,等天色昏暗后才化装外出活动。周惠年说:周恩来化装后像个日本人。有一次,周恩来因事急匆忙更衣,结果把两只脚伸进一条裤腿里,逗得在场的人直乐。

陈志皋和黄慕兰走进东华咖啡馆刚刚坐定,陈在徐汇公学时的同学好友、法租界卢家湾捕房翻译曹炳生走了进来。三人要了些咖啡点心,便闲谈起来。

陈琮英历经磨难,却乐观豁达。在我采访她的时候,年已91岁的她,瘦小而灵活,视力、听力也都不错。陈琮英于2003年5月31日在北京逝世,享年101岁!

澳门金莎娱乐手机版 5

向忠发是怎么被捕和叛变的呢?这与顾顺章叛变也有些关系。周恩来收到从钱壮飞处传来的情报后,立即安排向忠发等中共领导迁往新居。可这个1928年非常偶然地成为中共总书记的向忠发,早已丧失了革命意志,不理党务,与一个叫杨秀贞的风尘女子姘居厮混。顾顺章曾为杨秀贞介绍了个女佣,供她支使。

当陈志皋随意向曹炳生问起最近捕房有何新闻时,曹炳生悄声说:“今天捕房里出了一桩大事情,早上嵩山路巡捕房捉到了一个共产党的大头目,被押送到卢家湾来了。这个家伙50多岁的样子,湖北人,一双手九个指头,酒糟鼻子,金牙齿,‘卖相’倒蛮好,但一点骨气都没有,还没有坐电椅子就统统招供了……”

“指腹为婚”的“娃娃亲”

都说湘女多情,陈琮英由对丈夫、对家庭无限的深情,进而理解并热爱丈夫的事业,无私无畏地跟随丈夫,共同战斗,到后来负责中央的机要工作,直至当选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妇联常委。数十年如一日,她勤勤恳恳、默默无闻地工作,为革命、为家国奉献一生。毛泽东曾这样评价她:“琮英同志搞机要工作,不为名,不为利,她是革命的贤妻良母。”

虽说一网打尽中共首脑的计划落空了,但稔知向忠发习性的顾顺章认定只要找到那个女佣,就能顺藤摸瓜找到向忠发。他最终找到了已和杨分离的女佣,经威逼利诱,女佣供出杨可能于数日后到一裁缝铺取衣服。顾逼她尾随杨,探明杨的新住址。

黄慕兰听到这个消息,便装作身体不适,由陈志皋用车送回霞飞坊。

陈琮英一口湖南话。我问起她的年龄,她说比任弼时还大两岁,他们俩定的是“娃娃亲”。“指腹为婚”、“娃娃亲”,是典型的封建包办婚姻。谁都没有想到,任弼时与年长他两岁的陈琮英,却建立起真正的感情。他俩从“娃娃”直至终生——任弼时与她都从一而终,不论是身处监牢、长征岁月还是步入中共高层、进入中南海,彼此携手,不离不弃,从不见异思迁,从无绯闻。如此纯真无邪的爱情,令无数人为之动容。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数日后,杨果然到裁缝铺取衣服,女佣遂尾随其后,偏巧这一切被躲在杨住所的向忠发看见了顾顺章又扑了个空。周恩来得知这一情况,出于对党的最高领导的负责,要向暂时同自己住小沙渡路。可6月21日,向非要见杨。周不得已同意他们见面,但反复叮嘱不能留宿,可向无视周的警告,在杨处留宿,于第二天租车返回时,被人指认逮捕。

陈志皋前脚刚走,黄慕兰立即给住在徐家汇一家烟纸店楼上的潘汉年打电话,说有紧急之事要当面相告。不一会儿,潘汉年匆匆赶至。黄慕兰把刚才所闻告知潘汉年后,两人便将在中共中央工作的湖北人排查起来……

陈琮英2岁时母亲病故,父亲为了生活又常奔走在外,她寄养在亲友家。12岁时,陈琮英作为童养媳来到任家,那时任弼时不过10岁而已,彼此以姐弟相称!从这时候起,她的命运便与“弟弟”任弼时紧紧联系在一起。

未等特务动刑,向忠发就叛变了,并供出和杨秀贞住在一起的任弼时夫人陈琮英。特务们随即逮捕了杨秀贞和陈琮英。她俩均遭受特务的严刑拷打。然而,杨秀贞同中共党员陈琮英一样,始终没有吐露与中共的关系,还是向忠发出面要她说实话。周恩来在后来得知这一情形时说:向忠发的节操还不如一个妓女。

“会不会是向忠发?”潘汉年不禁低声叫了起来。

澳门金莎娱乐手机版 6

顾顺章、向忠发相继叛变后,由三人组成的中央特委只剩周恩来一人,许多较早从事特殊任务的同志被迫离开原工作岗位,转移到中共武装割据地区。

“党的总书记向忠发?”黄慕兰大吃一惊:50多岁,湖北人,9个指头,酒糟鼻子,金牙齿……不错,和向忠发的特征一模一样!

任家也是清苦之家。任弼时的父亲任振声是一位清贫的教书先生,每天除了在离家较远的长沙县开物学校教书外,空余时靠替人代抄文书、代写家信赚点零用,维持全家生活。1915年夏,11岁的任弼时初等小学毕业,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附属小学高等科,要去长沙读书,告别相处一年多的“姐姐”陈琮英。

在周恩来、陈赓、李克农、钱壮飞等离开上海后,谭忠余也更难在上海立足,于是党组织决定派他们夫妇到鄂豫苏区工作。谭忠余到红二十六师任师政委,周惠年则到了苏区特委的妇女工作委员会。她的主要工作是动员民众参加红军,向广大妇女进行宣传,积极支援前线作战

潘汉年吩咐黄慕兰静候在家,自己立即去找康生报告。

任弼时到了长沙读书之后,虽然师范附小可以免交学费,但是要支付伙食费、住宿费。对于任家来说,陡然增加了开支。“姐姐”陈琮英小小年纪,非常懂事,向任弼时父母要求到长沙去打工,赚钱供“弟弟”上学。任弼时的父母答应了,觉得这样可以增长“姐弟”的感情。他们托亲戚为陈琮英在长沙一家袜厂找了一份工作。这时陈琮英年仅13岁,任弼时只有11岁。陈琮英是一个格外节俭的人,把辛苦打工所得的工钱,几乎全部交给了任弼时,使任弼时非常感动。任弼时和陈琮英能够从“娃娃亲”升华为真正夫妻情,就是在这个时候打下坚实的基础。

由于敌强我弱,红二十六师与驻守当地的国民党罗其江部周旋得异常艰苦。仅仅几个月,红二十六师就在一次激战中,被罗其江的部队打散,鄂豫苏区随之丧失。原本公开活动的谭忠余、周惠年被迫转入地下。可在鄂豫地区,谭忠余一口的上海话很容易暴露身份,于是党组织决定他们夫妇返回上海。

潘汉年和黄慕兰的判断是正确的,被捕叛变的人正是中共总书记向忠发!

陈琮英忙于打工,没有受教育的机会,而任弼时聪颖,从小学而中学,学业优秀,思想日趋进步。他在湖南第一师范结识了毛泽东。

领导工人运动的“明星”

1920年8月,16岁的任弼时参加了毛泽东等正在筹建的俄罗斯研究会,并由该会推荐首批赴上海入“外国语学社”学习俄语,准备到苏俄留学。任弼时依依惜别“姐姐”陈琮英,从长沙前往上海。临别,任弼时叮嘱陈琮英,有机会要学习文化。

向忠发是继陈独秀之后中共中央第二任总书记,并连续担任中共这一最高职务长达3年。

当任弼时去苏联莫斯科接受红色教育、成为中共党员的时候,陈琮英则遵从任弼时的嘱咐,在长沙半工半读了4年,摘掉了文盲帽子。

向忠发,又名向仲发,化名特生、科发、独用等,祖籍湖北汉川,1880年生于上海。他出身贫寒,小学五年即辍学,随父母迁回原籍。向忠发在日后被捕叛变时写的《履历自述》中披露了他早年的经历:他出身“一破产的农家子弟,14岁入汉阳兵工厂做学徒,共住29个月,因与工头不合,被革除。遇一亲戚廖某,介绍入造币厂,共住四年。因厂倒闭,去江西名人王家全家中做佣人,三年多。后来又由他介绍入他所经办的轮船公司任事。我在轮船公司内因为经东家的介绍,故只做了四个月,就升任二副,做二副两年又升任大副。后因轮船公司与矿物局的轮船撞坏了盐道所坐的船,与盐道口角,后经通缉,乃逃至湖北住。湖北住一年多,此时正值造币厂已开工,即入厂做工一年。又因武昌起义,造币厂停工,经人介绍入汉冶萍公司180号船上任事……”1912年,向忠发在汉冶萍公司驳船上做轮驳工,任职到大副。他不良习气严重,曾为戒赌,自己把右手食指砍掉半截。

澳门金莎娱乐手机版 7

向忠发1921年任汉冶萍总工会副委员长,1922年由许白昊介绍加入中共。

1924年8月任弼时奉命回国,因忙于工作未能回乡。直到3月11日,任弼时从北京来到上海,正打算去湖南,出乎意料,陈琮英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他们已经阔别6年了!

向加入中共后,更加积极地投身工人运动。由于长期从事和领导工人运动,向忠发在工人群众中有一定声誉。有人认为,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向忠发可与南方的苏兆征齐名。

原来,组织上安排王一飞把陈琮英从长沙接到上海来。1926年4月初,22岁的任弼时与24岁的陈琮英在上海举行简朴的婚礼,他俩终于从“娃娃亲”结为正式夫妻。

1928年7月20日,向忠发在中共六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上,被选举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主席。这样,向忠发就由一名普通工人,在当了一年多的中共中央委员和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之后,一跃成为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

丈夫被捕 苦刑煎熬

向忠发为人爽直,做事决断,工作作风泼辣,有相当程度的政治观察能力、组织协调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但其理论文化素养较低,思想水平和统筹全局的能力也有很大局限。他之所以被推举为中共主要负责人,基本原因有三:

婚后不久,1926年10月下旬,任弼时奉命前往莫斯科,陈琮英同行。这是童工出身的陈琮英第一次出国,第一次领略俄罗斯异国风情,第一次理解丈夫所献身的马列主义。

一是当时中共和共产国际片面强调领导干部的工人成分。中共和共产国际都认为,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和瞿秋白的左倾错误,说明知识分子具有“动摇性”,因此必须加强中共领导层的工人成分,做到“领导干部工人化”。中共和共产国际的这种“唯成分论”,是向忠发上台的直接原因。

在莫斯科生活了几个月,1927年春,陈琮英随任弼时从莫斯科返抵上海。没过多久,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开始公开反共,在上海屠杀共产党人,史称“四一二政变”。从此任弼时、陈琮英开始了颠沛流离的生活。

二是共产国际扶植的结果。1927年10月中旬,向忠发率领中国工农代表团和学生团前往莫斯科,参加苏联十月革命十周年庆典活动,之后留苏数月。共产国际高层对这位工人出身的中共高级干部格外青睐,着意培养。共产国际的推崇,极大地提高了向忠发的声望,从而在中共六大上顺利地当选为中共的领袖。

不幸终于降临在他们头上:先是任弼时两度被捕,苦刑煎熬,紧接着是陈琮英被叛徒出卖,落入大牢。

三是向忠发当时对中共的认识同共产国际一致。向忠发不管在共产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所作的关于中国革命和中国工人运动状况的报告中,还是在给共产国际和苏共领导人的信中,都反复强调:中共大革命的失败,主要是其领导者小资产阶级的特性所致。当时,斯大林等共产国际领导人对中共最关心的问题,恰是该党能否摆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影响,使其领导权真正保持在无产阶级手中。显然,向忠发在该问题上与共产国际领导人的认识是一致的,这是他能够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的内因。

1928年10月15日,任弼时在安徽省南陵县香油寺出席会议时被捕。在审讯时,任弼时用事先编好的假口供应付,后来托人带口信给陈琮英。陈琮英从上海奔往长沙,请亲戚按假口供来营救任弼时。由于任弼时没有暴露真实身份,在1928年底终于获释,与陈琮英团聚。但是在陈琮英离开上海时,驶往长沙的客车已经开走,急于赶路的她搭乘一辆敞篷的拉煤的大货车。在长途奔波之中,襁褓中的女儿受了风寒,感冒转为肺炎,夭折了。

1928年8月底,向忠发从苏联回国。他虽身为总书记,但缺乏总揽全局、胜任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能力,在党内并没有起到应有的领导作用。开始一个时期,实际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是周恩来。1930年初周恩来去苏联后,实际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是李立三。在中央会议讨论问题时,向忠发往往拿不出系统意见,于是,“立三的意见就是我的意见”成了他的口头禅。他自己也承认:“我的总书记,只不过虚位而已。”

任弼时出狱之后,担任中共江苏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当时上海属于江苏省)。任弼时在上海工作不到一年,1929年11月17日,又在公共租界华德路竞业里出席江苏省团委扩大会时被捕。这一回,任弼时在受审时,自称名叫“彭德生”,从江西来上海投亲谋职,记错了亲戚家的门牌号,误入那里。

1930年6月至9月,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在中共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向忠发是这一错误的积极支持者和推行者。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结束了李立三的错误,向忠发作了深刻检讨并依仗工人出身的金字招牌保住了总书记的职位。

澳门金莎娱乐手机版 8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根据共产国际的意见,全党工作的重点开始转到苏区、红军和苏维埃政权建设问题上,大批干部被送往各地苏区,向忠发所熟悉的城市工作,特别是工人运动工作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削弱。另外,王明等人通过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控制了中央的实权,他们公开蔑视向忠发,经常不通知他参加政治局会议。向忠发也不满王明不可一世的样子,动辄就与其大吵一番,使得共产国际远东局一度为两人的关系大伤脑筋。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后,向忠发再也没有大革命时期的激情和上任总书记时那种欲成就一番大事业的雄心了。他的革命意志逐渐消沉下来,周恩来的评价是,向忠发这时“堕落”了。中央特科的陈养山也回忆说:“向忠发在六届四中全会以后,名义上虽然还是总书记,实际上已没有什么工作做了,经常待在家里。他这时已腐化,整天吃喝玩乐,与姘妇鬼混。”(陈养山《关于中央特科》,《党史资料丛刊》1981年第2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任弼时被关进上海提篮桥监狱。在审讯时,受到电刑拷问,背上被烫出两个大伤口。

中共历史上最高级别的腐败分子

由于任弼时始终没有暴露真实身份,经过中共党组织营救,关押了一个多月之后,于1929年12月25日出狱。看到丈夫背上的两个大伤口,生性刚强的陈琮英也流泪了。

向忠发年轻时曾娶湖南省湘潭县的农妇刘秀英为妻。1928年向忠发从苏联返回上海后,党组织也把他的妻子和唯一的儿子接到上海,一家人实现了团聚。但向忠发只同妻儿生活了一年有余便与其分居,他以古董商人的身份为掩护住进法租界善钟路附近一栋成衣铺的二楼里,同他姘居一起的是厦门路妓院的风尘女子杨秀贞。据时任中共中央机要主任的张纪恩回忆,杨秀贞是宁波女子,身材窈窕,颇有几分姿色。国民党特务首领徐恩曾也回忆,杨秀贞很漂亮,是向忠发给杨八千大洋成交的。向忠发死后,周恩来曾对王明谈及杨秀贞,他说:“他的这个小老婆是李立三和关向应同意他花钱买的,因向常到妓院去,怕他出问题。我当时不在上海,在莫斯科。回来后才知道这个已成的事实。”

向忠发叛变导致她被捕,但她经受住了考验

如果说顾顺章是中共历史上第一个高级别的腐败分子,向忠发则是中共历史上最高级别的腐败分子。

1931年3月上旬,任弼时遵照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率中央代表团离沪,前往江西中央苏区。

顾顺章叛变后,供出了向忠发的住址和向忠发的两大特征:一是讲一口湖北话;二是右手食指短半截。向忠发自然也成为国民党特务四处追缉的重要人物。为了躲避敌人的搜捕,他先是搬到中央特科为其租借的一栋楼房里。向忠发和杨秀贞以及杨秀贞收养的一个名叫“小鸽子”的女孩住在楼下,楼上住户是任弼时的妻子陈琮英。杨秀贞是一个烟花女子,只知道向忠发是位古董商人,并不清楚其真实身份。陈琮英的任务是监视杨秀贞的活动,保护向忠发的安全。

这时,陈琮英即将分娩,无法跟随任弼时一起前往江西中央苏区。

顾顺章被捕前曾介绍过一个娘姨作向忠发和杨秀贞的女佣,向忠发转移住处前已把该女佣解雇。顾顺章和小娘姨接上头,试图利用她找到向忠发的踪迹。恰巧杨秀贞在善钟路苏广成衣铺缝制的一件衣服尚未做好,该小娘姨知道过几日杨秀贞要去取衣服,于是每天在该裁缝店附近“守株待兔”。果真,6月中旬,杨秀贞前来取衣!当杨秀贞回家时,这个小娘姨便暗中尾随,一直跟踪到向忠发与杨秀贞的新住处。向忠发发现了盯梢的小娘姨后,立即同杨秀贞从后门逃走,使顾顺章扑了个空。

临别,任弼时对妻子说,“孩子生下后不论是男是女,取名‘远志’,祝愿我们的孩子有远大的志向!”

考虑到向忠发的安全,周恩来立即把向忠发安排在自己在沪西区小沙渡路附近的秘密寓所居住,同时派黄文容把杨秀贞和陈琮英转移到公共租界静安寺路附近一家外国人新开的德华旅馆住下。

就在任弼时走后才七天,陈琮英生下女儿任远志。

鉴于上海严重的敌情,中共中央决定向忠发尽快转移到江西中央苏区。周恩来迅速安排好了向忠发去往中央苏区的交通路线和护送人员,沿途各个交通站也都做好了迎送准备。

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是向忠发。组织上发现向忠发平时来往人员复杂,特意把陈琮英安排到向忠发家住。陈琮英在向忠发家住了约两三个月。

向忠发却提出一个条件:走前必须同杨秀贞再见一面!周恩来为向忠发的安全计没有同意他这一要求,他严厉地对向忠发说:“杨秀贞已被敌人盯梢,你还要见她,这不是太危险了吗?”但向忠发色令智昏,一再坚持要见,并表示不见到杨秀贞决不离开上海!邓颖超实在看不下去了,她生气地对向忠发说:“我和恩来不知分离过多少次,他从来说走就走。没有见过像你这样一位负责同志,组织决定你离开上海,还这样婆婆妈妈的。”(金凤《邓颖超传》上,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但向忠发依然固执己见。

意想不到的是,由于叛徒的出卖,陈琮英连同孩子一起被捕入狱。

向忠发在周恩来家里住了三四天后,再也忍受不了“苦行僧”的生活。6月21日,周恩来和邓颖超有事外出,行前再三叮嘱向忠发“千万不能出去”。周恩来夫妇一走,向忠发便置其叮嘱于不顾,擅自外出去见杨秀贞。没出周恩来夫妇所料,果然出了大事!(关于向忠发被捕的经过,王明的说法不尽一致,详见本刊2012年第8期郭德宏《关于顾顺章和向忠发——王明的回忆》——编者注)

出卖陈琮英的,竟然就是向忠发!

=============分页符=============

澳门金莎娱乐手机版 9

周恩来组织营救

那是1931年6月,考虑到上海的白色恐怖日甚一日,中共中央决定总书记向忠发转移至江西苏区。在出发的前夕,向忠发无论如何要求见一下相好的烟花女子杨秀贞。

向忠发一夜未归,周恩来焦急万分。

陈琮英曾这样回忆:

22日中午,即在向忠发被捕后几个小时,正在主持中共中央军委工作会议的周恩来得到了内部确切的消息:向忠发在静安寺路底被捕!

“记得在旅馆只住了几天。向忠发在一个晚上来到旅馆,来时说:只待一会儿。但至夜12时,我去敲门催他走时,他说:明早走。向忠发在旅馆住了一夜,第二天早上离开旅馆后即被捕。”

周恩来得知这一消息后大为震惊,立即停止中央军委工作会议,指令中央特科全力营救。邓颖超则迅速通知向忠发所知道的几处秘密机关的人马上转移。

上午九时,向忠发在离开时到静安寺探勒汽车行叫出租车,当即落入国民党特务的埋伏圈。向忠发被捕之后,迅即叛变,供出了陈琮英的住处,供出中共中央在上海恒吉里的秘密机关。当天下午,陈琮英和杨秀贞在旅馆被捕。当夜一时,中共中央机要主任张纪恩和妻子张越霞在上海恒吉里秘密机关被捕。

中央特科在行动!

向忠发一案,淞沪警备司令部军法处的案卷上写着“赤匪向忠发”。此案的“同案犯”共四名,即黄寄慈(张纪恩当时的化名)、黄张氏(即张越霞)、陈琮英和杨秀贞。

王明的夫人孟庆树根据王明谈话整理的《陈绍禹——王明传记与回忆》说:为了营救向忠发,中央特科专门“在东方饭店开了三间相连的房子,中间住恩来、绍禹和陈庚……周陈和特科负责同志商量如何营救老头。”当时打算先用重金收买法租界捕房人员,以阻止国民党方面引渡向忠发。王明回忆:周恩来等“决定立即送五万元银行存折给杨度去找杜月笙设法营救……但是,经过两小时后,杨度把五万元存折退回来了。他说:‘杜月笙说没办法,因为捕向的人是南京直接派来的,向被捕后经过法租界巡捕房引渡,不过是法律手续’。”(郭德宏编《王明年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

陈琮英回忆道:“向忠发被捕当天,我和向的小老婆也同时被捕,被押到巡捕房。我被捕当天见到向忠发,见面时,当着敌人他对我说:‘你什么都可以讲,他们(指敌人)早知道了,你不要瞒。’我当时抱着刚出生3个月的小女儿,装糊涂说:‘讲什么呀?我是农村来的,我什么也不知道。’”

当日下午,潘汉年从黄慕兰家出来,迅速找到康生,报告了向忠发被捕与叛变的消息。康生马上赶到小沙渡路,向周恩来报告了这一令人难以置信的情况。

陈琮英一直装糊涂,说自己来自湖南乡下,是一个农村妇女。童工出身的她,看上去也确实像个什么都不懂的农村妇女。她没有暴露身份。

紧接着,中央特科的营救人员也返了回来,他们向周恩来进一步证实,向忠发确已叛变!他们向周恩来报告了所了解到的关于向忠发出卖了周恩来住处等党的机密情报。

澳门金莎娱乐手机版 10

周恩来不得不又一次搬家。周在1966年的一次讲话中说过,向忠发被捕后,下午就出卖了我,我知道后就跑了。

经过组织营救,陈琮英坐了将近半年的牢,终于得以出狱。

确如卢家湾捕房翻译曹炳生所言,向忠发被押到巡捕房后未等受刑即自首叛变。他向敌人求饶说:“你们不要问,我什么都说。”他首先供出了陈琮英和杨秀贞的住所,告诉对方“到旅馆先抓那个矮子”,致使陈琮英和杨秀贞当天下午一起被捕。

1931年12月,周恩来到达江西中央苏区,担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

向忠发向敌人写了供状。在《前共党中委兼总书记向忠发的自供》中写及:“向初尚抵赖,后经说服,遂自供周恩来之住址,及一切重要机关。”

1932年3月8日,陈琮英奉命转道香港,来到闽西苏区,在福建长汀与分手一年的任弼时重逢。出现在她面前的任弼时,穿一身军装,戴一顶红星帽。她非常羡慕。不久,她也参加了红军,也戴上红星帽。从此红星帽伴随她整整一生。周恩来认为陈琮英在政治上可靠,分配她到中共中央机要科工作。从此陈琮英多年从事机要工作。

向忠发供词包括“自述”和“供白”两大部分。其“供白”共10项内容,涉及中共大量机密。此10项内容摘录如下: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一、国际——国际共党驻沪东方部负责人,前为俄人米夫,现已回国,刻由一波兰人负责,但自称是比国人,闻已被捕,押在英租界巡捕房中。

二、中国——中国共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向忠发、周恩来、陈绍禹、陈郁、徐锡根

候补委员:王克全、罗敦贤、张国焘、关向应、顾顺章

职务:

总书记——向忠发

宣传——张闻天

组织——朱森

军委——李福春

三、特务委员会

从前是我和周恩来、顾顺章。但自顾顺章被捕后,经人报告,业已自首,遂施行改组。前由顾顺章负专责,现改为廖成云负责。其组织如下:

1.廖成云总负责

2.赵云

3.潘汉年

4.杨森 (第一科——社会及各种技术)

5.陈寿昌

四、苏区负责者:

1.苏区中央政治分局 项英

2.鄂西分局 夏曦

3.鄂豫皖分局 张国焘

4.闽粤分局 邓发

五、李立三已经送到莫斯科去了。

六、各地上层负责者:

我因为近来同周恩来不合作,下层的组织及负责人的情况多不知道,现在所能说出的仅限于各地上层负责者……

七、各地实际情形:

1.以江苏省委较有力量,上海为最,但亦极为薄弱。

人数除赤区外,约有20000党员,内中大部分挂名和不起作用的,自然亦都算在内。

2.成分:工人占10%,农民占60%,智识分子占30%。

3.上海方面:党员580人,青年团员276人,工会党员470人,月缴会费共计270余枚铜元,由此亦可见力量之薄弱了。

八、军事——从前经中央局决定共7军:

第一军 毛泽东 朱德

第三军 彭德怀 黄公略,总称一、三集团军

第二军 贺龙

澳门金莎娱乐手机版,第四军 邝继勋

第五军 毛泽东

第六军 周郡

第七军 李明瑞

总计赤军人数12万余人,枪枝70000余。

九、共党经济来源:

国际供给者:国际帮助中国共党每月15000元美金……最近经济的支配权操在周恩来手里,我不知其详。但是从前中央总行动委员会时,由我来支配经济,所以我知道得很详细……

在赤区中所没收或抢掠的财物,统统都换成现金,再由在芜湖开发金铺子的同志张人亚兑换成现洋及钞票,交来上海给中央……有时因国际的关系一时中断,款子不能来,亦有的因赤区的接济没有到,因此就时常采用绑票和抢掠的方法,这种工作主要是由特务第三科红队负实干的。

=============分页符=============

十、附记:

1.喻泽时——交通主任,住戈登路戈登里。

2.李金生——是我的工作负责人,于前星期内被公安局捕获,共有7人,闻现解司令部,他知道我的机关很多,经过此次破坏,各处机关均迁移,因此我也受了国际的严重警告。

3.妇女部——周秀珠住闸北邓托路口同春里72号。

4.青年团总书记秦邦宪,住古拔路横路3号,开会地点在西摩路。

5.国际接头处及领款机关在忆定盘路。

6.共党现有干部全国不过200人,在莫斯科者亦不过200人,人才极感缺乏。(《前伪共党中央总书记向忠发的自供》,《转变》1933年10国民党内部版。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台北汉京文化1988年版)

向忠发还供出了公共租界戈登路恒吉里1141号中共中央机要处。驻守该机关的是张纪恩、张越霞夫妇。因向忠发的出卖,23日晨1时该机关被搜查破坏。张纪恩听到敲门声,知道事情不妙,忙发出警号——把灶间窗台上的淘米箩取下。开门之后,涌入大批身穿藏青色制服的中西巡警。张纪恩用事先编好的口供应付着。但巡警在楼上查出了一份王明的手稿和一份共产国际文件,张纪恩夫妇遂被铐在一起,押往江宁路巡捕房。在狱中,张纪恩和张越霞未暴露政治身份,半年后张越霞与陈琮英同时出狱。张纪恩以“窝藏赤匪,隐而不报”获刑5年,转押漕河泾江苏第二监狱。后经堂兄、浦江籍知名画家张书努力保释提前出狱。张纪恩夫妇入狱期间,他们唯一的女儿失踪,一直下落不明。

邓颖超也因恒吉里机关被破坏而遭遇危险。邓颖超晚年回忆说:“我上午曾到该处,约定晚上到那里吃晚饭。在我没有去以前,虽已得到向忠发叛变的确信,但还不知他去过这个机关。因此下午4点多,我仍按约定去吃晚饭,到该屋的后门附近,看到在亭子间窗户放的花盆不见了,我没有再前进,立刻转移到另一同志家。这时,秘书长余泽鸿正在焦急地找我和恩来,通知这个消息。”(邓颖超《关于向忠发叛变的问题》,《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3期)

破坏了中共中央机要处后,向忠发又带人对周恩来在小沙渡路的住处进行搜查。向忠发虽刚刚在此住过,但说不出具体地方,他只有一把开门的钥匙。23日晨1时向忠发终于带人找到这个住处。万幸周恩来夫妇已转移到都城饭店而免遭毒手。

向忠发之死

1931年6月23日,向忠发被从租界捕房引渡到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警备司令熊式辉立即致电南京,向蒋介石请示对向忠发的处理办法。当时蒋介石已去南昌组织对中央红军的第三次“围剿”,于是这封电报又转到南昌。蒋介石认为中共总书记绝无叛变的可能,故即刻电令熊式辉将向忠发“就地枪决”。6月24日凌晨,向忠发被拉到刑场。临刑之际,他竟然作揖下跪,乞求饶命。但蒋介石的命令谁敢违抗,几声枪响,向忠发还是被处决了。此前,蒋介石又收到熊式辉发来的“向忠发已招供”的电报,火速发来第二封电报,电令“暂缓处决”。但这个电报发到上海时,向忠发早已成为枪下之鬼。这个情况中央特科很快就知道了。6月25日,《申报》在“本埠新闻”栏里刊登了一则短讯,说“共党首领向忠发已于昨日处决”。

周恩来一生不仅爱惜自己的政治生命,也非常尊重同志的政治生命。每当听到谁人被捕叛变的消息,在没有掌握确凿的证据之前,他从不把被捕者视为叛徒。出于同样的原因,他不相信向忠发被捕后会叛变。

为了查证向忠发叛变的消息是否属实,23日晚上,周恩来冒着风险亲自返回到小沙渡路住处附近观察动静。他站在隐蔽的小沙渡后的高堤上,从这里能看到他的住房的后窗户,只见窗帘已拉开,透出昏黄的灯光——这是里面发出的报警暗号。周恩来在小沙渡路的住所,只有向忠发和中央要害机关的人才知道,这个地点的被破坏,证实了向忠发的叛变。

24日向忠发被处决的消息,又使中共中央对向忠发是否叛变产生疑惑。上海党组织曾准备举行追悼纪念活动和飞行集会示威,以抗议国民党暴行。26日还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反抗帝国主义国民党共同捕杀中国革命领袖向忠发同志告民众书》。

周恩来指示潘汉年等中央特科的人员,要不惜一切代价和手段,尽快搞到敌人对向忠发的全部审讯记录。潘汉年终于通过警备司令部内线关系,辅之以重金收买等手段,取得了向忠发全部口供的抄件。陈养山回忆说:“为了弄清向忠发问题……我们曾想了很多办法,把向被捕后的全部审讯记录弄出来看过,其中还有蒋介石发给上海的那两份电报。从这些材料看,向忠发叛变是确实无疑的。”于是,通知各地,停止悼念活动。

向忠发叛变事件教训是多方面的,但领导干部对党的信念的认识和坚持至关重要。

共产党人的信念是共产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对共产主义的描述,一直把自由放在显着的地位,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强调: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共产主义的这一本质,决定共产党人的一切行为,都是为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体”提供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保障,为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而奋斗。

向忠发叛变事件说明,中共党员尤其是党的干部,如果丢掉了为“自由人的联合体”而奋斗的信念,放弃了中共早在二大就确立的把中国建成“真正民主共和国”的奋斗目标,其党性和良知就容易迷失。如此,在革命年代则极易投敌叛卖,在和平时期则极易专权腐败。

本文由澳门金莎娱乐手机版发布于历史人物,转载请注明出处:她的丈夫是谁,指腹为婚包办婚姻产生至爱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