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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总司令说了两个字,一段花落谁家的往事

1949年5月,中央调整了北平市的领导班子,叶剑英另有安排,市长改由华北军区司令员、解放军副总参谋长聂荣臻兼任。当时,北平市委书记是彭真,市委副书记兼常务副市长是张友渔,市政府秘书长是薛子正。还有一位副市长就是到任不久的吴晗先生。吴晗时任民盟中央常务副主席,是毛泽东、周恩来从西柏坡带进北平城的15位民主人士之一。他才华横溢,学识渊博,是一位资深的历史学家。中央任命他为北平市副市长,可见对其十分器重。 北平刚解放时,市政府设在府右街南口路西的一座大院里。当时机关干部实行的是「供给制」,机关食堂分大、小灶,规定市级领导吃小灶,每餐标准「四菜一汤」。由于聂荣臻在军队里有要职,彭真在市委机关工作,一般不在市政府用餐。正常情况下,到小灶用餐的只有张友渔、吴晗、薛子正三人。他们三人常常围在一张桌子上吃饭,食堂管理员按规定在他们的餐桌上摆放「四菜一汤」,从不敢超过标准。 有一天,张友渔、薛子正两人到市委开会中午未回,市政府的小灶只留下吴晗一人用餐。大概是食堂管理员怕做多了浪费,中午只给吴晗上了两菜一汤。吴晗并未在意,吃完饭当管理员问他「您吃好了?」他说了句「谢谢,吃得很好」,就走了。 第二天,彭真到市政府有事,中午被大家留在小灶共进午餐。午餐的标准还是「四菜一汤」,四位领导边吃边聊,气氛十分融洽。彭真十分关心和尊重吴晗,说话间常向他请教一些城市管理的问题。当彭真问及吴晗在工作和生活上有什么困难和意见时,吴晗当即表示说:市政府机关的同志对他的工作、生活十分照顾,昨天还单独为他炒了两盘菜。彭真一听,脸上渐渐收起了笑容。等吴晗吃完饭,彭真站起身,很客气地请吴晗先回去休息,并亲自送至餐厅门口。回来后,彭真一脸严肃地坐在餐桌前对张友渔、薛子正二人说:「吴晗先生昨日在这里吃饭,为什么只给上了两盘菜,你们了解吗?」薛子正一听,忙叫人喊来管理员。管理员一见是彭书记问及此事,只好将昨日因吴晗一人用餐,「菜上多了怕浪费」的实际想法向彭真作了汇报,并一再解释,吴晗先生吃完饭后,表示过很满意。彭真说:「既然有标准就要按照标准办。特别是对吴晗先生,他是一位党外民主人士,是党中央、毛主席为我们请来的专家。国民党反动派扬言:共产党打仗行,但他们不懂得怎样管理城市和发展经济。我们在这方面确实是外行,所以要请一些党外的有知识、有文化的专业人士和我们一同工作,一同建国。对这些人我们要格外尊重他们,除了在工作上支持之外,也要在生活上给予特别的照顾。如果昨天的午饭,只给你们上两盘菜或者是一盘菜我绝不会说什么,但给吴晗先生少上两盘菜就不行。我们不能让人家觉得我们共产党人都是势利眼,给人家一种寄人篱下的感觉。昨天的事非同小可,这里面有关执行党的统战政策,你们应当受到批评并向市委作出检讨,我们也要就此事写出报告上报中央。」 听了彭真的一席话,张、薛二人当即表示承担责任,管理员也一再向彭真保证,今后再不会发生类似的事。 这么一件小事我以为过去了,没想到几天后,彭真、刘仁(时任北平市委副书记)、张友渔、薛子正等几位领导一块被叫到中南海开会,回来后马上召开市委、市政府机关党员干部大会。在会上,彭真给大家介绍了那天午饭发生的事。许多同志见为这么件小事专门开大会,不大理解,在下面窃窃私语。此时,彭真在会上大声讲道:「毛主席、周副主席刚刚把我们几个市领导叫去,就此事批评了我们。毛主席说:过去我们在解放区,在农村待惯了,到了城市还是老一套。我们有些同志只注意搞节约,不注意团结人,不注意搞统战,不注意党的形象和影响,更不注意党的方针政策,这样做要不得。周副主席也要求我们的各级干部,就此事认真反省一下,如何搞好统战工作,不要只看眼前利益,凡事要往大处去看、去想就对了。」 这次大会,吴晗也到会参加。彭真代表市委、市政府当面向吴晗表示道歉,感动得吴晗热泪盈眶。吴晗在会上发言,表达了对共产党、新中国的热爱和向往之情,决心要用毕生的精力为党、为国家和人民作出贡献。 1957年3月,经彭真、刘仁介绍,党中央批准,吴晗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场的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徐冰插话说:「老彭,算了!也没什么大事。」彭真一听扭头对他说:「不!这个问题很严重,是一次政治事故。今天我们是受党中央和周总理的委托以北京市政府的名义宴请班禅,是一次重要的政治活动。班禅活佛是西藏的宗教领袖,是来和中央商讨和平统一的国家大事的。接待工作中出了问题,是会影响到党的大政方针的。」 黄敬迟到罚三杯 1949年9月中旬,新政治协商会议即将在北平召开。时任天津市委第一副书记、市长的黄敬也到北平参加大会和开国大典活动。 会前某日,北平市的几位领导彭真、聂荣臻、张友渔、吴晗和薛子正,邀请黄敬游览颐和园,中午在颐和园内的听鹂馆设便宴招待。约好上午10点钟在颐和园昆明湖畔的一处小亭子聚齐,由张友渔亲自去黄敬下榻的饭店接他。不想,因黄敬有事耽搁了时间,加上当时到颐和园的道路不好,人多路窄且多为土路,等他们赶到颐和园时,彭、聂、吴、薛等几位领导已在湖边恭候多时了。老战友们相会十分亲热,大家边说笑边游玩,沿颐和园的水榭、长廊漫步,共同沐浴著秋日的温暖阳光,领略著昔日皇家园林湖光山色的美景。 不知不觉时已至正午,来到听鹂馆门前,秘书长薛子正说:「饭已准备好了,请黄市长入席吧。」黄敬高兴地说:「颐和园我过去曾来过,却从未在此吃过饭,今日承蒙各位的盛情,真是三生有幸,谢谢啦。」 听鹂馆里摆了两桌饭菜,首长们坐主桌,我们这些秘书、警卫、司机们一桌。彭真代表市委市政府简单地说了几句祝酒词,大家就吃喝起来。 黄敬性格豪爽,席间话多酒也有量。谈到城市建设和管理问题时,黄敬说:「进城以后,不管是建设也好,管理也好,还不都得我们拿主意、想办法。我们是城市的管理者,上级可以管我们,但下级就该服从我们。今天,我和张市长在来的路上,被你们北平的交警拦住了车子。你们的司机和张市长还真怕交警,人家不举手里的棒棒,硬是不敢走。」说到此处,黄敬已显露出在路上的不满之意。他接着有些洋洋自得地说:「我也会开车,在天津我就不怕交警(当时北平、天津刚解放不久,交通警察大都是被留用的解放前的旧警察),有的交警要拦我的车,我一露脸他们就得马上放行。」 见黄敬话说到这儿,彭真接过话题笑着对黄敬说:「黄敬同志,你的做法在天津行,因为在天津你是『老大』。可在北平,我们在座的都不是『老大』。不光我们,连周副主席也不是(当时新中国还未成立,周恩来是党的副主席之一)。前不久,周副主席身边的一位司机给他送一份紧急公文,由于不听交警的指挥发生了交通事故。周副主席知道后当即把司机的领导找来,严肃地批评了他们,并要当事人作出深刻检查,要求中央机关所有的同志都要服从警察的管理,支持北平市的工作。」 黄敬见彭真这么一说,脸上立刻收起骄矜自得之色。黄敬和彭真是老相识了。彭真曾在天津工作多年,担任过中共天津市委书记,1929年6月在天津被捕入狱,1935年秋出狱后又出任过中共天津工作组负责人。1945年,彭真当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委员、政治局委员、书记处候补书记。在彭真面前,黄敬怎敢自认「老大」。 彭真见黄敬低头不语,接着又说:「七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要我们进城后要经受住人民的考验、历史的考验,要我们考出个好成绩,不要做李自成。我们就要踏踏实实地坐下来学习,学习经济知识、城市管理知识、法律法规知识。不要让人家讲我们共产党人是一群啸聚山林的山大王,只会打游击不会搞建设。过几天我们就要建国了,毛主席对我说过,建国后我们要先制定一部国家的大法,就是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今后我们还要研究颁布许许多多涉及多方面工作的法律、法规。我们要学会用法来管人,用法来管事,用法来治理国家。那种自以为是、无法无天的游击习气要彻底纠正过来,尤其是我们这些党的高级干部,更应该以身作则,带头执法守法才对。」 说到这里,彭真为缓和严肃的气氛,笑着对黄敬说:「黄敬同志,在北平有毛主席、周副主席,有党中央管着我们,我们每天都在谨慎从事,不敢懈怠。在天津你是『老大』,深得中央的信任,希望你能像周副主席那样要求自己,要求部属,当好天津人民的父母官。」 黄敬见状忙说道:「老彭啊,快别再提什么老大不老大的话了。在您和诸位面前,我黄敬只配当学生,今天这顿饭使我学了不少东西,你老彭的一番高论,让我铭记终生。回去后从我开始,所有机关干部都要认真检查一下思想问题,努力做好天津市的各项工作,迎接新中国的诞生。」 薛子正见席间气氛过于严肃,忙插话说:「黄敬同志有此认识和态度,真值得我们学习,但不管怎么说,今天迟到总是不应该,让诸位同仁等你多时,应该罚酒三杯。」黄敬一听,忙站起身来连声说道:「该罚、该罚、我认罚。」说著伸手端起桌上的酒盅,在几位好友的笑闹声中,连干三杯。 在场的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徐冰插话说:「老彭,算了!也没什么大事。」彭真一听扭头对他说:「不!这个问题很严重,是一次政治事故。今天我们是受党中央和周总理的委托以北京市政府的名义宴请班禅,是一次重要的政治活动。班禅活佛是西藏的宗教领袖,是来和中央商讨和平统一的国家大事的。接待工作中出了问题,是会影响到党的大政方针的。」 班禅赴宴「挨一蜇」 新中国成立后,和平解放西藏作为国家的一件大事,被提上党中央的议事日程。1951年初,中央致电十四世达赖喇嘛,欢迎他派代表来京进行和谈。同时,中央特别邀请十世班禅活佛来京共商祖国统一大计。 1951年4月22日,阿沛·阿旺晋美作为西藏地方政府的全权代表率和平谈判代表团抵达北京。 4月27日,班禅活佛率青海塔尔寺堪布会议厅的僧俗官员一行45人也抵达北京。周恩来总理和朱德、李济深亲往车站迎接。当天晚上,周总理又设宴款待班禅,为他和塔尔寺的僧俗官员接风洗尘。这次见面是班禅和周总理的第一次见面,各自给对方留下了深刻印象。班禅视周恩来为「最可信赖的长辈」,而周恩来赞誉班禅是「少年活佛,英俊潇洒」。那年十世班禅刚满13岁。 4月28日晚,北京市政府受周总理委托,在市政府大楼设宴盛情款待班禅,以尽地主之谊。参加宴会的有彭真、张友渔、吴晗、薛子正。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徐冰作陪。西藏方面除班禅活佛外,作陪的有西藏地方政府的全权代表阿沛·阿旺晋美、班禅驻京办事处处长詹东·计晋美等人。 当时,市政府条件差,根本没有大一点的干净餐厅供宴会用。薛子正只好让大家腾出二楼的一间会议室,临时改做宴会厅。做饭的厨房在办公区的另一端,相距约300米远,中间还要穿过一处大院子。院子里生长著许多树木。正是春光明媚时,紫色的丁香迎风盛开,香气扑鼻,令人陶醉。 由于是盛宴,厨房的距离又远,考虑到安全问题,薛子正叫来我们这些首长身边的警卫和勤务,一共七八个人为宴会服务。宴会开始后,大家按照事前的分工,端茶的端茶,上菜的上菜,最多的是提着盛菜的食盒,来回奔跑在厨房和宴会厅之间。大家都在尽力地工作著,生怕出点纰漏挨批评。可偏偏不遂人愿,在宴会中就出了件意想不到的「大事」 宴会过半时,班禅年少,吃得又快,最先放下碗筷要去洗手。当时,屋里只在墙角处放了一个脸盆架,脸盆边上搭著条半湿半干的新毛巾。脸盆里的水,是刚刚由一个同志从外面端进来的。 班禅站起身走到脸盆处,在洗完手拧毛巾时,突然大叫起来,引得在场的领导都跑过来看究竟。只见班禅双眉紧锁,哭丧著脸,叽哩哇啦地讲些藏语,使劲地甩著左手。班禅的陪同詹东·计晋美听了班禅的述说,拿起脸盆里的毛巾一看,上面趴着只蜜蜂,原来是班禅的手被蜜蜂给蜇了。薛子正叫人找来机关的医务人员,又是上药,又是包扎,好一阵忙乱,才使班禅平静下来。宴会不欢而散。彭真等几位领导送走了客人回到宴会厅,大家相继坐下后,谁也不说一句话。 过了好一会儿,彭真发话问:「怎么搞的,蜜蜂怎么会爬到脸盆的毛巾上?」薛子正答:「我问了,是刚才打水的同志端著脸盆路过院里的丁香树下,无意中蜜蜂跌落到脸盆里的。」彭真听后,提高了嗓音狠狠地批评起薛子正来:「你这个秘书长是怎么干的?为什么不事前叫人用铁壶将水打好?做事粗心大意马马虎虎,你看你用的这些人!」彭真用手指着我们这些站在墙边的警卫和勤务怒气冲天地说:「一个个愣头愣脑,冲锋打仗还可以,端著脸盆像过敌人的封锁线,根本就不是干这事的料!为什么不去北京饭店请几个服务员过来?」这时,在场的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徐冰插话说:「老彭,算了!也没什么大事。」彭真一听扭头对他说:「不!这个问题很严重,是一次政治事故。今天我们是受党中央和周总理的委托以北京市政府的名义宴请班禅,是一次重要的政治活动。班禅活佛是西藏的宗教领袖,是来和中央商讨和平统一的国家大事的。接待工作中出了问题,是会影响到党的大政方针的。你回去后先向中央汇报一下这里的事,我们马上向中央写出书面检讨,请求处分。」 过了几天,彭真带着市委市政府的几位领导来到中南海,当面向周总理汇报了事情发生的经过,并主动承担了责任。 在彭真身边工作的那段时间里,我对「政治」的含义有了极其深刻的认识。政治不光是指一些大事,有些看起来不起眼儿的小事,也会演变成大事。大事、小事是因人、因时、因地而异的。后来,我调到国管局工作。几十年来时刻牢记着「服务工作无小事」的教训,兢兢业业地工作在机关后勤战线上,直到离休。

1956年落成的首都剧场是北京人艺的专用剧场,但是,北京人艺能拥有这个剧场是颇费了一番周折的。

1956年落成的首都剧场是北京人艺的专用剧场,但是,北京人艺能拥有这个剧场是颇费了一番周折的。

1940年秋天,彭德怀总司令指挥八路军在华北发动了“百团大战”,进入第二阶段。为了给日寇以致命打击,我太行、太岳两区部队分别向当时的山西省榆社、辽县等地日寇发起了猛烈进攻,战斗打得异常激烈,一直持续了几天几夜。狡猾的日军,为接应榆社、辽县两县守敌,立即从阳泉、昔阳调集部分日军和给养,乘二十多辆汽车,经和顺县沿公路南下。

1952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刚刚成立时,没有自己的剧场。全北京城也没有一个专门演话剧的剧场,话剧都是在电影院演出的。但电影院无论如何不是演出话剧的场所,于是北京人艺的演出剧场问题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1953年1月28日,文化部副部长周扬,北京市副市长张友渔、吴晗,联名打报告给周恩来总理,申请建造话剧专用剧场。

1952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刚刚成立时,没有自己的剧场。全北京城也没有一个专门演话剧的剧场,话剧都是在电影院演出的。但电影院无论如何不是演出话剧的场所,于是北京人艺的演出剧场问题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1953年1月28日,文化部副部长周扬,北京市副市长张友渔、吴晗,联名打报告给周恩来总理,申请建造话剧专用剧场。

8月21日上午8时许,日军二十四辆运输车在蜿蜒崎岖的山路上缓缓向我团埋伏圈驶来。日军做梦也没想到,在途经公路两侧齐腰高的玉米地里,早已埋伏着我团数百名官兵。300米、200米、100米……“打!”团长胡震一声高喊,各营、连官兵轻重火器一齐开火,枪声、杀声、手榴弹爆炸声顿时响彻山谷。

18天之后的大年初三下午,周总理将北京人艺的曹禺院长、焦菊隐和欧阳山尊两位副院长约到他的办公室,详谈关于建设剧场的问题。

18天之后的大年初三下午,周总理将北京人艺的曹禺院长、焦菊隐和欧阳山尊两位副院长约到他的办公室,详谈关于建设剧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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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7日,建造剧场的序幕终于拉开,但关于这个剧场未来归属问题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

4月27日,建造剧场的序幕终于拉开,但关于这个剧场未来归属问题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

日军的第三辆运输车被手榴弹击中起火爆炸,瘫痪在路中央,后面的车被堵住,动弹不得。在半个小时的时间里,就消灭掉日军一个中队一百多人,缴获掷弹筒二门、轻机枪两挺、步枪数十支,战果辉煌。

1953年11月4日,习仲勋、周扬、齐燕铭等领导在审看北京人艺重排的《龙须沟》时,周扬说:这个剧场由北京人艺管理,并有优先使用权,但也要适当照顾其他剧团与剧种的演出。

1953年11月4日,习仲勋、周扬、齐燕铭等领导在审看北京人艺重排的《龙须沟》时,周扬说:这个剧场由北京人艺管理,并有优先使用权,但也要适当照顾其他剧团与剧种的演出。

可就在部队清理战利品的时候,突然发现一篷布车厢里畏缩着两个穿和服的日本女人,约20出头,面容蜡黄,目光呆滞,看样俩人都受了伤。俩人手里攥着带拉链的帆布袋子,浑身不停地颤抖。这两个日本女人原来是日军管理财务的后勤保障人员。不到5分钟,团长传来命令,要求迅速清扫战场,烧毁汽车,转移阵地!就在这危急时刻,一连一班长持着冲锋枪命令两个日本女人赶紧下车。

周扬的这番话实际上代表了文化部的意见。1954年2月初的一天,文化部副部长刘芝明在他的办公室约见了欧阳山尊,出示了关于这个剧场的决定草案,草案的基本内容是:这个剧场基本上不是演话剧用的,而是一切剧种都可以在这里上演;这个剧场主要不是解决北京人艺无固定剧场的问题,而是供各剧团及外国剧团演出用的;这个剧场由一个管理委员会来管理,其成员由各剧院的负责人组成;这个剧场定名为“首都剧场”。山尊看罢草案后谈了不同看法。

周扬的这番话实际上代表了文化部的意见。1954年2月初的一天,文化部副部长刘芝明在他的办公室约见了欧阳山尊,出示了关于这个剧场的决定草案,草案的基本内容是:这个剧场基本上不是演话剧用的,而是一切剧种都可以在这里上演;这个剧场主要不是解决北京人艺无固定剧场的问题,而是供各剧团及外国剧团演出用的;这个剧场由一个管理委员会来管理,其成员由各剧院的负责人组成;这个剧场定名为首都剧场。山尊看罢草案后谈了不同看法。

可她俩非但不下,反而相互抱得更紧了。一班长就命令两个战士把她俩拖下车。只见她俩拼命挣扎,死活不肯下来。“再不下来就开枪了!”一班长火了,端起冲锋枪吼道。两个日本女人似乎听懂了一班长的话,绝望地叫着。就在这时,“哒、哒”两发子弹从她俩的头顶掠过,大伙都被惊呆了。

回到剧院后,欧阳山尊于2月16日又写报告给彭真市长、张友渔和吴晗副市长,请示如何答复文化部。在报告中,欧阳山尊再次强调了周总理的指示:“这个剧场的性质基本上是演话剧用的,如果不明确是什么剧场以及不规定主要由谁使用,那就等于自己制造矛盾,势必弄成争吵不清。”

回到剧院后,欧阳山尊于2月16日又写报告给彭真市长、张友渔和吴晗副市长,请示如何答复文化部。在报告中,欧阳山尊再次强调了周总理的指示:这个剧场的性质基本上是演话剧用的,如果不明确是什么剧场以及不规定主要由谁使用,那就等于自己制造矛盾,势必弄成争吵不清。

“一班长,你怎么向俘虏开枪?”连长当时他厉声喊道。

尽管北京人艺一再争取对首都剧场的使用权,但文化部始终不肯让步,而是将隶属于中央实验歌剧院的北京剧场(真光电影院,即今天的中国儿童剧场)移交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接管。

尽管北京人艺一再争取对首都剧场的使用权,但文化部始终不肯让步,而是将隶属于中央实验歌剧院的北京剧场(真光电影院,即今天的中国儿童剧场)移交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接管。

“谁让她们不下车!”一班长申辩。

1955年1月23日,北京人艺在北京剧场开始演出由曹禺创作的新剧《明朗的天》,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到场看戏。散戏后,周总理到后台看望全体演职员。当总理问到首都剧院的建设情况时,大家说文化部把剧场收回去了。周总理指示剧院领导了解一下新建的首都剧场还适合不适合演话剧,要把详细情况向他报告。3月2日,北京人艺的领导向周总理作了书面报告。一周后,曹禺院长再次报告周总理,请求帮助解决将首都剧场交回北京人艺的问题,并告诉总理首都剧场仍可演话剧。

1955年1月23日,北京人艺在北京剧场开始演出由曹禺创作的新剧《明朗的天》,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到场看戏。散戏后,周总理到后台看望全体演职员。当总理问到首都剧院的建设情况时,大家说文化部把剧场收回去了。周总理指示剧院领导了解一下新建的首都剧场还适合不适合演话剧,要把详细情况向他报告。3月2日,北京人艺的领导向周总理作了书面报告。一周后,曹禺院长再次报告周总理,请求帮助解决将首都剧场交回北京人艺的问题,并告诉总理首都剧场仍可演话剧。

“不下车也不能开枪,这是我们八路军的政策。”营特派员见状,迅步走过来制止。

然而,20天后,文化部钱俊瑞副部长致函彭真市长、张友渔副市长,提出:“文化部前已拨给北京人艺的二三十亿元(旧币,折合现在的人民币二三十万元),用以扩建北京剧场,扩建后作为该院的经常演出场所。”

然而,20天后,文化部钱俊瑞副部长致函彭真市长、张友渔副市长,提出:文化部前已拨给北京人艺的二三十亿元(旧币,折合现在的人民币二三十万元),用以扩建北京剧场,扩建后作为该院的经常演出场所。

“只许他们杀我们的人,就不允许我们杀他们?今天我就要开枪。”满脸怒气的一班长又提起枪。说时迟,那时快,营特派员一个箭步冲上前,夺下了一班长手中的枪,卸下弹夹,使劲地甩了出去,又把空枪扔给了一班长。

1956年6月,首都剧场落成在即,然而依然不知它会花落谁家。7月7日,北京人艺的曹禺院长、焦菊隐副院长真的着急了,他们分别写报告给周总理,再次请求总理帮助解决将首都剧场交还北京人艺使用的问题。

1956年6月,首都剧场落成在即,然而依然不知它会花落谁家。7月7日,北京人艺的曹禺院长、焦菊隐副院长真的着急了,他们分别写报告给周总理,再次请求总理帮助解决将首都剧场交还北京人艺使用的问题。

这时,几个战士一跃跳上了车,想把两个失魂落魄的日本女人抬下来,包扎一下伤口,可她俩双手紧紧拽住车护栏架,硬是不下车。战士们都知道,由于语言不通,让这两个日本女人误解了我军。为了克服语言障碍,他走向前,不停地向这两个日本女人做着代表友好的手势,进行肢体语言交流,最后俩人终于心领神会,让担架队的人抬走了。

20天以后,北京人艺终于盼来了振奋人心的消息——周总理决定:将首都剧场交北京人艺管理使用。8月20日,北京人艺正式接管了首都剧场。

20天以后,北京人艺终于盼来了振奋人心的消息——周总理决定:将首都剧场交北京人艺管理使用。8月20日,北京人艺正式接管了首都剧场。

当时由于八路军第一次抓到两个日军女俘虏,考虑到中日两国之间正处在敌对僵持阶段,在如何处置这两个日本女人的问题上,许多人建议,想想日军对待八路军女兵的兽行,应该立即枪毙,此事彭德怀总司令知道后,专门为此事提了要求,对待日本女俘虏,一定要“宽待”,绝不能“虐待”,要用事实告诉她们:中国人是最友好、最和善的,是最讲人道主义的。

所以,在救护治疗过程中,两个日本女人均得到了最好的治疗和最好的照顾。后来,那两个日本女人在根据地得到我军的优待,在后方医院里接受着最好的治疗。被遣送回国时,她俩都泪流满面,泣不成声,连连向八路军鞠躬谢恩。而那位按响了扳机的一班长因违反战场纪律,在全团大会上作了深刻检讨。

此事,在部队中影响很大,战士们对“宽待”两字认识得更深了。正是因为有了我党我军宽待俘虏的政策,使得千千万万敌对者成为友人乃至革命志士,为我军取得一个又一个伟大的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XLW

张道一云南人。1948年,北京大学英国文学研究生,北平地下党学委干事,1949年2月,北平一解放即调到北平市委宣传部工作,历任干事、组长、办公室副主任、处长、北京《支部生活》第一任总编辑。“文革”后,历任北京语言学院党委副书记、常务副院长,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院长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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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至1966年,张道一担任彭真同志秘书,前后长达7年。跟随彭真同志亲身经历了许多重大事件。

本文系对张道一的访谈实录。

毛主席讲过这样的意思,担心死后让人鞭尸。1958年党的“八大”第一次会议上,邓小平在修改党章的报告中讲到要反对个人崇拜、个人迷信,在“八大”的党章里又删掉了党的指导思想是毛泽东思想,这些都容易引起他的疑心。

提议从党章中删掉毛泽东思想的是彭德怀,赞成删掉的是刘少奇、邓小平,这是个了不起的大事啊。

因此毛主席有理由担心将来是否有人会像赫鲁晓夫反斯大林那样反他。庐山会议上他表现出来了:他担心彭德怀要反他。彭真和军队一些干部的关系可能也是毛主席曾经注意到的问题。彭真和罗瑞卿的关系是比较密切的。

罗瑞卿在担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公安部部长和总参谋长期间,和彭真都有密切的工作关系,不止如此,每年国庆节,在28、29日晚,几个特种游行队伍举行预演排练,彭真亲临审查时,罗瑞卿几乎每次都去陪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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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大元帅中,彭真和贺龙的来往较多。他和贺老总是在延安时结下的友谊,都住北京后又互相看望。贺老总喜欢钓鱼,钓到了有时送来给彭真。彭真有空闲也喜欢去贺家串门。薛明工作安排到市委宣传部,是得到了彭真的关照的。这种关系,可能也都犯忌。

还记得“文革”中康生追查“二月兵变”的事吗?在十大元帅中贺老总在“文革”中的遭遇是最惨的。当然贺老总和林彪的关系很不好也是个重要因素,但他和彭真的关系恐怕也是祸根之一。

秘书张道一谈彭真与毛泽东1963年后的关系

问:您从1959年到1966年在彭真身边工作,前后共7年多,这是很关键的一段时间,经历了许多事情,您能先谈谈“七千人大会”的情况吗?

答:“七千人大会”是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在北京召开的,有中央、中央各部门、各中央局、省、地、县主要负责干部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

因为有七千人之多,通称为“七千人大会”。这么多的人云集北京开会属历史罕见。1962年是什么情况呢?1962年是我们经历了“大跃进”的挫折失败后,经过调整,经济开始恢复,但是,还有很多问题,开会是想总结经验。

本来中央没有想开这么长的时间,因为与会人员特别是县级干部,对“大跃进”以来发生的困难局面,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意见、批评或者疑惑。

这样才决定延长会期,让大家讲话、提意见、修改报告。毛主席当时有四句话:“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七千人大会”我作为彭真身边的工作人员也参加了。

大会上,刘少奇讲,这几年,我们遭受挫折,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人祸就是中央政策出了错误。

彭真在一次会议上讲:我们的错误,首先是中央书记处负责,包括不包括毛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的同志?该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错误就是多少错误。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三五年过渡,办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

毛主席的威望不是珠穆朗玛峰也是泰山,拿走几吨土,还是那么重。现在党内有一种倾向,不敢提意见,不敢检讨错误,好像一检讨就会垮台。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从毛主席直到支部书记,各有各的错。书记处最大的错误是没有调查研究。

彭真说,谁都有犯错误的可能,毛主席也可能犯错误。陈伯达当时就反驳了彭真,也有好心人事后劝彭真:你不要那么讲。彭真回答,实事求是嘛!错误是谁的就是谁的!彭真性格耿直,坦率真诚。

刘少奇和彭真是那样讲的,林彪却在大会报告中说:这几年所以犯错误是恰恰因为我们没有好好照毛主席的指示做。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事业就取得成功;党几十年的历史就是这么个历史。

不听毛主席的话就失败。他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失败所造成的困难故意轻描淡写,说这几年虽然我们付出了些学费,但代价是“很少很少”的。

林彪阿谀逢迎的这番话,明显地是另一种调子,但毛主席爱听,果然受到了称赞。“七千人大会”后,林彪的位置直线上升,这应该是一个因素,毛主席大概因此认为林彪是对他最忠诚的。

问:“七千人大会”对以后的历史发展有什么影响?

答:“七千人大会”后党中央继续进行的调整收到了很好的成效。1962年夏,在北戴河召开了八届十中全会,也就是北戴河会议,毛主席在这次会议上提出了要抓阶级斗争。

大跃进以来,在经济上打了一个败仗,他不甘心。就我的理解,他认为刘少奇、彭真等在“七千人大会”上以及以后对经济工作提了一些意见是冲着他来的。这是不是就埋下了祸根,是值得史家探究的事。

实际上,这些人所以提意见是对党负责,对国家负责,而不是反他,但他心里好像是有点不平衡。江青在“文革”中透露:毛主席在“七千人大会”上“憋了一口气”。他在北戴河开始反击,提出:经济建设没搞好,是因为没有抓阶级斗争。

“七千人大会”的因,引出了“北戴河会议”的果,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毛泽东认为一些人对“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批评是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从“北戴河会议”开始了一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错误在政治思想领域大发展的时期。

北戴河会议上一提出抓阶级斗争,江青就嗅出了此中的味道。她马上抓出《李慧娘》这台戏来做靶子。她和康生一起说《李慧娘》这个鬼戏就是要反党的。于是到上海找人写文章批这个戏,批这个戏附带就批了北京市委的廖沫沙。

写戏人孟超和廖沫沙关系很好,廖应邀写了一篇文章,叫《有鬼无害论》,江青和康生就把这《有鬼无害论》抓住做靶子批。

实际上,康生是最喜欢鬼戏的,记得几年前他在紫光阁一次会议上有一个讲话,他说:“鬼戏也可以演嘛,将来你们如果不演鬼戏,我就不看。”他忘了他曾支持演鬼戏,而且孟超写这个戏也曾受到康生的称赞和鼓励。

当毛主席在北戴河会议上提出抓阶级斗争之后,康生就180度大转弯,翻脸不认人,批孟超,附带批廖沫沙。一批廖沫沙,北京市委就紧张了。

彭真、市委第二书记刘仁、宣传部长李琪等人都认为廖沫沙是好人,不是反党的。因此,有一些批判文章北京市委就压下来了,不予刊登,不组织批判。

北京市委要廖沫沙写了一个应付性的检讨。实际上,从这时起,思想意识形态上的一场严重的斗争就展开了。江青和康生这是第一次点北京的名。发展到后来就是批《海瑞罢官》了。

本来,海瑞是毛主席在一次中央全会上讲话中提到的,提倡海瑞精神。彭真是紧跟毛主席的,在中央全会后马上就叫我找吴晗借明史书看。吴晗送来明史,经我手转给了彭真,他还真翻看了,可见毛主席讲的这些话彭真是很重视的。《海瑞罢官》的戏,胡乔木也很重视,是他听毛主席讲后找吴晗谈,建议他写的。谁料后来竟造成了一大历史冤案!

问:这一时期,毛主席对文艺有过两次批示。第一次是1963年12月,第二次是1964年的夏天,1963年12月的批示是直接批给彭真、刘仁的,是介绍柯庆施在上海开展文艺工作的一个简报。您怎样看这个问题?

答:毛主席1963年12月的批示是冲着北京市委来的。表扬上海,批评北京。毛主席批示,一向不直接批给刘仁,这次特别批给彭真、刘仁,是批评北京跟不上。第二个批示就更厉害了,矛头指向整个思想文化界。

江青在那一时期借口病后调理身体,听了北戴河会议的风,就调了许多电影片看,从中找阶级斗争动向,就找出了现在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占领舞台的问题。毛主席的第二个批示说的就是这样一个问题。而上海是受到表扬的,他们提出要大演大写解放后的13年。

问:北京对毛主席的批示有什么反应?

答:北京接到这个批示确实感到了压力,市委常委赶快开会讨论怎么办。从那时起,彭真、邓拓、李琪等就大抓演现代戏的问题,北京就此产生了一批现代戏。

像《箭杆河边》等戏都是1963年1964年抓出来的。1964年8月9日,周总理、董必武、罗瑞卿等都去看了《箭杆河边》,给予鼓励。

彭真曾亲自要我把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赵起扬请到家来,表示希望人艺创作表现北京的现代戏。刘仁随着就安排赵起扬等去京西矿区体验生活。这以后,他们赶写出剧本《矿山兄弟》。

此剧彩排时我去看过,回来后向彭真汇报说此剧不错,彭真很高兴。这说明当时北京市委是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指示的。彭真同志还提出了口号,叫“写北京,演北京”。

这个口号,李琪曾在大会小会上广为宣传。北京市在那个时期创作和演出了《向阳商店》、《背篓商店》等一批反映现代生活的剧目。所以说,北京一直在积极贯彻毛主席的指示。当时北京还专门召开了一次文艺工作会议,我参加了。会后,李琪要我参与起草市委向中央的报告。

报告中讲:北京市是努力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批示的,多年来北京市是贯彻执行了中央关于文艺工作的方针路线的,总之,不承认北京是一条黑线,而认为北京市是一条红线。江青和康生看了这样的评价,当然会极不满意的,毛主席也不会满意的。

问:听说,因为沪剧《芦荡火种》,彭真和江青曾发生冲突,您当时在场吗?

答:这得从头说起。

1963年,北京市委为了贯彻毛主席的批示,要北京京剧团也试演现代京剧。北京京剧团将沪剧《芦荡火种》改编为《地下联络员》投入排练。即将正式上演前夕,江青来看了彩排,回去后打电话给彭真,对京剧团排成的戏横加挑剔,不许上演。

当时,预售票已经售出三场。李琪把这个情况向彭真反映后,彭真把邓拓、陈克寒、李琪、赵鼎新几个人找到家里来开会。我回忆,这一次彭真是采取了忍让的态度,说服李琪、赵鼎新给买了票的观众退票道歉。

可是,江青并不以此为满足,她看到这个戏底子不错,她要插手了。她提出要到北京蹲点,把北京京剧团作为她搞京剧改革的“试验田”,随着又把上海沪剧团调到北京来给北京作观摩演出,并要北京市文化局给安排。北京市文化局给安排了两场,她认为少了,不给她面子。

为这个她到处吵,和李琪吵,和赵鼎新吵,最后直接找到彭真家里吵。第一次来是为安排剧场的事,那次我正好在场,看到江青很横的样子,激言厉色、嗓门很大地嚷:“彭真,我告诉你!

你北京市不给我安排,我让剧团到中南海去演,我请毛主席来看!”彭真很不高兴,说:“我让他们研究一下。”江青说:“就你们北京难办事!”江青走时彭真没送,对我说:“道一同志,你帮我送送。”我出门送她上车,她头也不回,看也不看我一眼。我当时觉得:江青真是盛气凌人,蛮不讲理,形同泼妇,还直呼人的名字“彭真”。

后来江青又进一步提出,要把工人俱乐部作为她专用的剧场,禁止一切别的演出;为了把她的试验田搞好,她竟指名把北京几个京剧团的尖子演员都调到她的试验田。而有些尖子演员是别的戏的主角,抽出后其他戏就没法演了。

因此,北京市文化局局长赵鼎新有意见,李琪有意见,协调来协调去,不那么痛快地调给她。李琪向彭真反映后,彭真也有看法。江青为此又第二次直接找到彭真家里来吵。这次彭真不让步了,她又气呼呼地走了。她走后,彭真对我说:“我不管她什么人!我要到中央去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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