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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沉寂与显扬之因探究,古人如何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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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史上有一个问题对于后人来说是难解之迷:《周易参同契》素有万古丹经之王的称呼,在东汉后期,《周易参同契》确立了道教的解易系统,但进入魏晋南北朝之后,《周易参同契》的道教解易系统不论是在道教内还是在道教外,似乎都相对沉寂,没有得到更进一步地阐发;然而,进入隋、唐时期之后,《周易参同契》却渐被世人所知,其影响力也越来越大,其原因究竟何在?

《道藏》是一部道教经典总集,因而是研究道教科技史最重要的资料。当然《道藏》中亦收录有一些非道家或道教的文献,如在中国古代科技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墨子》,研究《道藏》中的科技成就时一般将这部分内容排除在外。《道藏》是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研究领域中最后一个待突破的巨型堡垒,它犹如一片金矿,经过许多人的辛勤劳作已淘炼出璀璨的黄金,但仍有相当大一部分未得到开发,因而此处仅能作管中窥豹之论。

汉代的神仙方术著作《周易参同契》是世界上现知最早的外丹理论著作,同时也是讲述内丹术的经典。《周易参同契》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借助汉代易学构筑炼丹理论,大量借用《京氏易》和《易纬》构成系统的象征符号。王明先生列举《参同契》与汉易学有关者,一曰纳甲说,二曰十二消息说,三曰六虚说,四曰卦气说。朱伯崑先生将《周易参同契》的月体纳甲说与郑玄易学中的五行说、荀爽的乾升坤降说、虞翻的卦变说等并列,统视为东汉时期象数之学的发展。萧汉明先生归纳《周易参同契》中易学的三个特征,一是以乾坤坎离四卦建构的天地结构模型,二是效法河图天地全数得到的《契》数,三是乾卦六爻之象模拟月相的死生盈亏和以阳气盛衰升降之说补纳甲法纯用阴历之不足。

对于《周易参同契》在魏晋时期沉寂的原因,学术界对之进行过一些探讨,如卢国龙先生就认为:晋南北朝道教丹术对于技术层面的重视,掩盖了对于理论层面的应有关注。①他认为,魏晋南北朝道教的金丹家过分重视对于炼丹技术的探究,而忽略了对炼丹原理的理论思考,因此,《周易参同契》所讲的炼丹理论也就得不到道教教内外的认可。卢先生此说,对《周易参同契》在魏晋时期的沉寂之因,给出了合理解释!

隋唐五代外丹经

《道藏》所包含的科技史料范围非常广泛,包括理工医农等众多大学科,其中化学及相关技术是最早引起人们注意的部分,这主要体现在炼丹术的研究方面。炼丹术确切地说应该称为金丹术,有时又称为外丹术,它包括炼丹与黄白两部分内容。炼丹术发端于战国时期,正式出现一般认为是在西汉,唐代最为鼎盛,之后一直延续至明清之际。《道藏》中保存了大量的外丹经,对中国古代化学史研究而言,任何一部外丹经都不能被忽视。中国炼丹术由于其光辉成就被西方学者称为现代化学的先驱。在长时期的发展过程中,炼丹术中产生了一大批领先于当时西方的科技成果。如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的火药实为炼丹术的产物,后来被用于军事、工业等领域,对世界文明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胆水炼铜被称为现代湿法炼铜的前身,其原理及技术于炼丹术中得到认识与发展,在两宋时期的冶铜部门中得到大规模推广,成为当时炼铜生产的主要技术,盛极一时;在炼丹过程中,炼丹家们对百余种金石矿物的物理化学性质、产地等有相当科学的认识,并在实践过程中对汞化学、铅化学、砷化学、合金化学等做出了突出贡献,先后发明了多种抽砂炼汞法、各种铅化合物的制备法等,最早炼制出单质砷,发明了铜砷合金及其配方、铜锌合金、各种汞齐、铅锡合金等,其中许多技术被社会所采用。在这个过程中,炼丹家们培育了宝贵的科学精神,最突出的便是比较科学的实验方法,可以说丹房便是早期的科学实验室,正是在实验室里,炼丹家们对多种物质之间的化学反应关系、质量守恒定律、物质转化规律等有了初步认识。这些理论、技术传至西方,对现代化学的产生做出了难以估量的贡献。

道教易学内容丰富。道教的义理、方术、科仪、医学、文学、建筑和艺术等方方面面都吸收了易学的内容。这些内容被吸收后是否都属于道教易学的范围,学者间尚有分歧意见。比如对《太平经》表述的易学内容,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笔者以为,道教吸收易学内容后的讲述或运用,凡达到学术的层面或构成系统者,称得上是狭义的道教易学。凡仅仅引述或简单运用易学者,属于广义上的道教易学。

除上述原因之外,《周易参同契》在魏晋的沉寂,是否还有一些其它方面的因素?我们认为,作为汉代黄老思想的一个重要代表,《周易参同契》的命运还可以和两汉黄老思潮的兴衰联系在一起来思考。汉代黄老思潮的兴衰,与历史时势紧密相关。汉初之所以实行以黄老思想治国,主要目的在于休养生息,恢复和发展被长年战乱所严重破坏的生产力;西汉发展至武帝时,不再以黄老思想作为治理国家的主导思想,而是适时地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故武帝后,黄老道思想经历了一个相对沉寂的时期。东汉前期,光武中兴,亦面临战乱后的重建问题,黄老思想在这种情况下有可能重新被统治者所重视,得到一定的发展。黄巾大起义失败后,统治者深惧黄老思想,故而具有黄老思想特色的《周易参同契》,可能在当时也受到一定的压制,这从《周易参同契》中可以得到一些证明:如其谓委时去害,依托丘山,循游廖廓,与鬼为邻;又说惟昔圣贤,怀玄抱真,服炼九鼎,化迹隐沦。何以要委时去害、化迹隐沦?因为《周易参同契》具有鲜明的黄老思想特色。在汉末专制政府的高压之下,具有黄老思想特色的思潮,其合法性皆受到一定程度地质疑,这种情况发展到魏晋,亦没有实质性的改变。这也正是为何进入魏晋南北朝之后,《周易参同契》的道教解易系统不论是在道教内还是在道教外,似乎都相对沉寂,没有得到更进一步地阐发的原因之一。

隋唐五代是道教外丹术较为兴盛的历史时期。随着两晋南北朝道教的成熟化,这一时期出现的外丹经,在理论架构上取得了许多引人注目的发展。同时由于魏晋南北朝以来,道教外丹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唐代炼丹术士在此基础之上,取得了许多具有重要意义的成果。又由于人们盲目相信外丹,有些帝王和王公大臣均因误服外丹而硕命,外丹实际效用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怀疑,唐末之后,道教外丹终于走向衰落,而为内丹所取代。

在物理学及相关技术方面,道教虽然没有取得如化学那样系统的成就,但同样辉煌卓著,主要体现在天学、漏刻计时技术、气象学、光学等多方面。天学是中国古代最系统、最发达的传统科学之一,古人相信天体运动是天命和天道的直接体现,对天与天体的观测和研究则是窥视天命、把握天机的重要途径,因而天学于政治而言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由此之故民间的研究行为往往受到严格控制。然而道教的宗教特征决定了它具有研习天学的传统,因而中国古代天学有官、民两支分枝:官在司天监,民在道教。关于道教天学目前缺少系统研究成果,个别研究涉及到《道藏》中收录的《淮南子》对天地起源与盖天说的系统论述等。不过研究道教天学必须超越《道藏》中的材料,如隋唐道士丹阳子的《步天歌》一书非常重要,它是天文学三垣二十八宿体系创立的标志。历代官方天学亦与道教有密切关系,许多官员即有深厚的道教背景。另外道教中许多法术对时间要求严格,因而发展了漏刻技术,《全真坐钵捷法》即为漏刻技术专著;宋元之际雷法盛行,相应地道教界对于气象学有了更多研究,出现了《雨旸气候亲机》《盘天经》等气象学著作。此外,由于铜镜作为道教法器长期被用于修炼,因而《道藏》中保存了因此而生的大量光学史料。

《周易参同契》对易学的表述和运用,从狭义上讲亦称得上道教易学。因为《周易参同契》对吸收的易学有所改造和发展,并且构建了理论体系。朱伯崑先生从易学史的角度评价说:《参同契》标志着汉易发展的另一倾向,成为后来道教易学的先驱。《参同契》创建了道教解易的系统,其在道教史和易学史上都起了很大的影响。《周易参同契》创建的炼丹理论和方术,张广保研究员称之为周易参同学,曾传辉研究员则称参同学。《参同契》创建的道教解易的系统,即创建的炼丹术易学,不妨称之为参同易学。

另外,从易学的发展史来看,由于汉代象数易学的日渐繁琐和神秘化,在经历了两汉的充分发展后,至魏晋时期,汉代象数易学走向了它的反面,被以王弼以代表的玄学易所取代。这种取代,不仅是学风由繁琐趋向简易的变化,并且所讨论的理论话题也有着重大的改变。由于受佛教传入的影响,理论界逐渐抛弃了对汉代天人感应问题的讨论,进而将关注点转向了探讨现实之后的本体问题。魏晋玄学吸收了佛教重本体思考的理论思路,适应时代的需要,对有无本末的问题,对名教与自然的问题进行了重点的思考,这个思考是通过对《老》《庄》《易》三玄之学的阐发来进行的,因玄学的话语系统成为当时的主流文化,《周易参同契》不合时宜的汉易象数学话语系统不为时代所重,故不能不相对地沉寂。当然,应该承认的一个事实是,《周易参同契》虽不是魏晋六朝时期的显学,但当时的一些重要文献如葛洪的《抱朴子》、《神仙传》,陶弘景的《真诰》,颜之推的《颜氏家训》等,仍然对之有所提及。

外丹方术走向义理化,自隋代即已开始。据记载,罗浮山道士苏元朗“作及所授,又发明太易、丹道为。”现存明兴帙,原题“楚泽先生编”。青霞子授与,在唐代丹经丹诀中常被引述。根据其中“发明太易、丹道”一语,可知其已开始引导外丹方术走向义理化。

地学成就主要体现在地理学与矿物学方面。由于道教对山岳的崇拜以及修炼需要,《道藏》中保存了十余种宫观山志,如《洞天福地岳渎名山记》《岱史》《西岳华山志》《南岳小录》《南岳总胜集》《茅山志》《天台山志》《武当福地总真集》等,另外还有综合性的历史、地理著作《长春真人西游记》等,其中保存子大量对中外地理的实地观察研究成果。不仅如此,由于道士修炼或炼丹多于山中进行,这就需要把握山区的地理特征和资源分布,由此道教中更产生出像《五岳真形图》这样的地图学专著。以上地理著作对研究自然地理、人文地理均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矿物学的成就主要在炼丹术方面,炼丹家千百年来遍采金石,对百余种金石矿物从产地、性状、功能等均有详细认识,如《金石簿九五数诀》《大洞炼真宝经九还金丹妙诀》《丹方鉴源》《黄帝九鼎神丹经诀》等均有此方面的系统成果,其中包括许多对域外矿物的认识。目前所知医学对道教矿物药成就吸收最多,于古代矿业开发影响情况尚无研究。不过总的说来道教矿物学方面目前尚缺少系统研究。

三国虞翻曾经注释《周易参同契》,萧汉明先生说:虞翻没有把魏伯阳《周易参同契》看作是《易》外别传,这种胸襟后世儒者罕有及之者。《周易参同契》之月相纳甲说,经虞翻援用后,在后世儒者中引起程度不等的反响。有学者认为《黄庭经》是《周易参同契》金丹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但总的看,《周易参同契》在相当长时期里影响不大。至唐代,《周易参同契》开始大显,不少内丹、外丹经均举起《周易参同契》的旗帜,注释《周易参同契》者渐多。如唐代元阳子《周易参同契注》《金碧五相类参同契》无名氏《周易参同契注》、后蜀彭晓《周易参同契分章通真义》等。

隋唐时期,道教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周易参同契》的影响也逐渐加大。新、旧《唐志》已有对《周易参同契》的记载;在唐代,直接出现了关于《周易参同契》的两种外丹注本,即托名阴长生的注本和容字号无名氏的注本;在当时的很多炼丹的著作中,直接称引《周易参同契》中句子的情况较为普遍。

唐代出现的许多外丹着作,均与魏伯阳有关。对的推崇,进一步促使外丹术向义理化发展。如托名“长生阴真人注”和题为“无名氏注”的两种注本,均从外丹角度作解。唐代很多炼丹术着作如、等,都征引。还有不少专门发挥丹道学说的着作也纷纷问世,如刘知古着等。唐代出现的其他外丹着作见于明《正统道藏》者,还有(神仙炼丹点铸三元宝照法)、 (玉洞大神丹砂真要诀)、、、、、(大洞炼真宝经修伏灵砂妙诀)、(大洞炼真宝经九还金丹妙诀)、、等。

道教的冶铸技术突出表现在两方面,一为种类繁多的实验设备,二为较为独特的铸造技术。炼丹术早期所用设备比较简单,许多丹釜甚至用泥土烧制。唐宋时期,出现了形形色色的金属设备,如各种水火鼎、既济式丹炉、未济式丹炉、飞汞炉等均是精致的仪器,《道藏》中所辑《丹房须知》《金华冲碧丹秘旨》《修炼大丹要旨》等丹经中有关仪器图像资料相当丰富。由于炼丹仪器绝大多数均在专业范围内使用,因而只能由道士自己制作。搞清楚这些仪器发展的历史脉络及其制造技术,对于铸造技术史研究无疑是相当重要的,曹元宇、李约瑟、陈国符等均有研究成果可供参考。然而遗憾的是,大多仪器目前仅能在其形制上加以考察,其详尽发展脉络及具体的制造技术因资料缺乏而不甚清楚,像《神仙炼丹点铸三元宝照法》这类详细记载铸造技术的专著极为罕见。铜镜在道教上清派及炼丹术中应用比较广泛,出现多种镜法方术,魏晋六朝时期道士们还发明了锡汞齐镀镜技术,见于《上清明鉴要经》。唐代道教中出现了独具特色的道教镜,从《上清含象剑鉴图》《上清长生宝鉴图》及《神仙炼丹点铸三元宝照法》,我们可以看到道教镜从纹饰题材的设计到具体铸造技术的完整过程。另外道教中还有铸剑的传统,如东魏、北齐年间道士綦母怀文用灌钢法铸宿铁刀,在中国冶铸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不过《道藏》中这类铸剑资料比较缺乏。

自唐代始,外丹术开始走下坡路,而转向内丹术的人逐渐增多。伴随着这一潮流,《周易参同契》亦更多地受到内丹家的重视。正如陈国符先生说:至唐代,推崇《周易参同契》为内丹要籍。又说:隋唐内丹书,多言阴阳八卦四象五行,铅汞龙虎,多援引《参同契》《龙虎经》《金碧经》。此时外丹书亦用此说,但不及内丹应用之多而广。笔者将唐代以来依托《周易参同契》的内丹术简称为参同内丹术。依托《周易参同契》,主要目的在于依托参同易学。

为什么隋唐之后,《周易参同契》的影响会逐渐增大?我们对此做一简略分析。从思想史和道教史的发展角度看,受佛教中观有无双遣思想以及魏晋玄学思想的影响,六朝后期至隋唐时期,道教中有重玄学派的兴起。所谓重玄,取自《老子》首章所云玄之又玄,并以之而开宗明义。唐代道士成玄英、李荣是重玄学派的重要代表。重玄学比玄学更进一步,玄学兴起的原因在于探究现象后面的本体的需要,以求得为现实制度和生活立法的功效,它一般是在有与无的范畴之内来讨论问题的,在其虚无、逍遥的学风中有着浓烈的现实关怀的情感在其中。重玄学虽也是为了求证最终的本体,但这个本体在确立的过程中,排斥任何的规定性,既不贵无,亦不崇有,也难说就是独化;其用来论证本体的方式、方法主要是否定。仅就学术思辨的水平言,相对于魏晋玄学,重玄学有了长足的进步。但重玄学的目的主要并不在于为现实的社会制度立法,不是为寻求现实制度的根据而建立,它侧重于引导人们去除对现实的执与滞,直接契入本体。应该说,道教重玄学更近于佛教中观学的出世主义,而与道教一贯重视现实教化的传统有所悖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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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以上几个方面外,尚有诸多领域有待进一步研究,如数学、植物学、生命科学、医学等。《道藏》中虽然没有保存专门的数学著作,但道家道教思想对中国古代数学作出的独特贡献,是不可否认的,以前学者未曾注意这一点。1999年台湾学者洪万生发表《全真道观与金元数学》一文,探讨全真道与金元数学的关系,指出:无论李冶与全真道士的交往是否密切,他的天元术研究以及其支撑的社会条件,离不开全真教所参与、经营的学术环境,殆无疑问。目前一些学者正在从事这方面研究,或可揭示出道教在数学领域的一些不为人知的贡献。关于道教在植物学方面的探索,李约瑟曾经这样说过:东亚的化学、矿物学、植物学和药物学都起源于道家。但相关研究较少。生命科学与内丹术及医学关系密切,多种原因致使研究难度比较大,有待于进一步开拓。另外自古医道多不分,有医道同源之说,道教内不仅名医辈出,而且对医学理论、临床实践、药物等有巨大影响,这一领域已出现不少有影响的研究成果。

参同内丹术的发展, 引起了参同易学的变化。卢国龙研究员归纳了《参同契》注释学的发展规律。他说:内外兼综诠释《参同契》,造成了丹术层面模棱两可的结果,使得宋代诠释《参同契》的风气必然向偏重内丹的方向转化。这种转化出现两种新趋势:其一是纯以内丹法注解《参同契》,其二是创造内丹经典的意识在成长。

重玄学直接开启了道教义学的心性之路,其功效性当然不容抹杀。但随着重玄学的发展,其绝对否定的方法论原则越来越构成对道教传统重现实教化宗风的破坏。隋唐以来,道教各家在对《周易参同契》注释的过程中,以汉易的卦气说、阴阳五行说、纳甲之说等等为基础,认为《易》体现了天地之道,人法天地之道能修成还丹,与天地同在;更重要的是能认识天道规律、驾驭现实,沟通天与人。这对于恢复道教传统的重现实教化的宗风,在理论上更有价值,在实践中更有实效性。因此,尽管从隋唐一直发展到宋,道教重玄学仍然有所建树,但与此同时,以阐发《周易参同契》的天人思想为重要内容的道教丹道之学开始崛起并趋于兴盛。而唐宋时期,思想比较自由、宽松,道教的地位也相对比较高,因而也不容易出现汉以后的那种情况,即政府和社会对《周易参同契》产生任何不利于其发展的种种偏见。

基于众多研究,道教中蕴含着的大量科学技术成就逐渐浮出水面,然而对于《道藏》这个宝库来说只能是冰山一角,大多领域的研究目前只能说处于开拓阶段,许多内容迫切需要拓展、深入,以上的介绍只能择其要点。另外需要说明的是,《道藏》是研究道教科学技术史最重要的依据,但由于种种原因,许多道教资料没有被收进《道藏》,如宋元时期重要的道教科学家赵友钦所著《革象新书》是一部重要的天文、物理学著作,其中对日月食的解释、同时参验的恒星测量思想等均具有很高的科学价值,尤其是他关于小孔成像的物理实验更是中国古代经典科学实验之一。治道教科技史研究之学者应对这类藏外资料予以特别注意。

北宋张伯端著《悟真篇》,远承《周易参同契》,讲述 参同丹法。王沐先生说《悟真篇》的第三个渊源是继承了《参同契》。卢国龙研究员论《悟真篇》说:其本体论思想建立在《参同契》流系丹道理论的基础上。张伯端不仅远承《周易参同契》,而且又以《参同契》注我,用陈抟易学充实了内丹术的理论基础。卢国龙盛赞张伯端在思路上曾借鉴王弼《易》学,在学理性的层面上,张伯端甚至表现一个哲学家深闳气象,而不只是一个优越的内丹家。可以说,《悟真篇》将参同易学发展为参同悟真易学。《悟真篇》甚至成为解读《周易参同契》的钥匙,人们在注释《周易参同契》时往往援引《悟真篇》。明罗钦顺强调这一点说:仙家妙旨无出《参同契》一书,然须读《悟真篇》首尾贯通无所遗,方是究竟处也。

对于《周易参同契》在唐代成为道教中的一门显学,卢国龙先生曾对此作过精辟分析。②他认为,金丹术在实效性和技术操作层面存在的问题,促进道教界进一步思考金丹的原理,以期从理论上取得某种突破,寻求道教金丹发展的新路径;中国传统文化一般都承认宇宙的基本原理是元气生成,宇宙间洋溢着生气,生机流转,造化无穷。人得天地钟秀之气而最灵,能体悟宇宙生机的动跃流转,因应自然进而驾御自然;而在道教众多的丹经中,《参同契》对此元气生机论的原理阐发是非常突出的,因此,这是唐代时《周易参同契》从众多丹经中脱颖而出,成为显学的一个起因。对卢先生此论,我们还可以给予一些资料上的说明。如对于以修丹之理与天地造化的变化之理相比拟,隋唐时期的丹经多有对此问题进行阐发者。似出于唐代的《太清元极至妙神珠玉颗经》认为,人之生成与天地阴阳五行、四时八卦之运行变化同理,因此人之修炼,亦与天地造化同途。此书所述丹道之诀,其周天符火进退与《周易》卦爻变化是相配合的。唐代丹经《通幽诀》认为道生阴阳,阴阳生五行,五行合而为还丹,还丹之理同于天地造化之理;唐五代丹经《陶真人内丹赋》认为修道者法天地阴阳之两仪,取象《周易》八卦,混阴阳之变化,顺日月之厘度,交媾水火,降伏龙虎,九还七返,可成还丹;原题阴长生注的《金碧五相类参同契》,陈国符先生《道藏经中外丹黄白术经诀出世朝代考》认为出自唐代,此书假乾坤坎离、日月阴阳、四象五行,金石卦爻,以言道教的丹道修炼。上述这些丹书之所以讲炼丹还要结合天地之理来进行论述,反映出隋唐道教的炼丹术和东晋葛洪和南朝陶弘景时的炼丹术相比已有了重大的不同。炼丹的技术当然还是关注的重点问题,与此同时,对炼丹进行理论的论证逐渐成为了更为重要的关注点。《周易》天地人三才之道以及《周易参同契》合大易、黄老、炉火言丹道的传统在隋唐五代得到继承和发扬。天道与丹道的同一,使得道教炼丹的过程成为和天地造化同途的过程,炼丹的意义,不仅是求得长生不老,更重要的是求得人与天道的合一。

盖于北宋神哲二帝时期,出现了钟吕丹法。钟吕丹法是参同清修内丹术与吕洞宾崇拜结合的产物,以参同悟真易学为内丹术的理论基础。钟吕金丹派随后形成,盖形成于两宋之际。南宋时期,白玉蟾创立了钟吕金丹派南宗,后人就将张伯端视为南宗祖师,将《悟真篇》视为南宗祖经,北方的钟吕金丹派全真教遂被称为北宗。由此开始,钟吕金丹派成为道教内丹派中的主流派别,钟吕丹法成为道教内丹术的主流丹法,《悟真篇》与《周易参同契》并列为 参同内丹术的权威经典,注释《周易参同契》和《悟真篇》成为钟吕金丹派的重要功课。如宋代钟吕金丹派内丹家陈显微著《周易参同契解》,连理学宗师朱熹也著《周易参同契考异》。参同悟真易学得以广泛流传。

隋唐道教丹经还以《周易参同契》所载汉易象数学的理论形式,如卦气说、阴阳五行说、纳甲说等,论天地造化的节序,并以之描述道教丹道的火候。《周易》卦爻符号的变化被用来表征天道阴阳消息进退的信号,修道之人法此而行,就能与天地合,与大道通。这里面也暗含了这么一层意思在里面,即道教丹道的修炼节序同于天地造化、生人生物的节序。这个观点,在道教中人看来,是丹道修炼的一个重要前提。

元俞琰对参同悟真易学有所发展。俞琰潜心研究《周易》和丹道三十余年,著《周易参同契发挥》《易外别传》《周易参同契释疑》等。朱伯崑先生说:俞琰以邵雍的先天图解释魏伯阳的《周易参同契》。俞琰继承陈抟、邵雍、朱熹的传统,进一步将道教炼内丹的理论同邵雍易学结合起来,成为宋易中以图式解释《周易参同契》的代表。萧汉明先生指出:俞氏治道教易,以魏伯阳《周易参同契》为宗,会通邵雍的先天之学,遍采唐宋以来内丹诸学派之说,参以伊川、横渠、朱熹之论,着重阐发道教内丹修炼的功理功法。将先天图引入道教易,寻找宋代图书易与汉代象数易两者之间的连接点,是俞琰道教易的特征。炼丹术一向注重天道与人道的吻合,但多零散之论,或者语焉不详,未能形成理论系统。俞琰通过总结古代天文、医术和炼丹术的成就,并以易学的结构框架和自然哲学,实现了这一理论的系统化建构。至俞琰始大量引入易学基础理论,且援《易》象建构了众多的人体丹术模型,不仅使丹术有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同时也大大丰富了医学研究的方法论。

因此,从学术史发展的逻辑进程来看,《周易参同契》在不同时期的沉寂与显扬,实有其内在的原因与理路。通过对其原因的探讨,将有助于我们理解道教、易学的发展历史,勾勒出道教与易学学术流变的轨迹、脉络,而这对于更好地开展道教史、易学史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明清时期注释《周易参同契》者仍然不少,如明陆西星《周易参同契测疏》和《周易参同契口义》、清陶素耜《参同契脉望》、仇兆鳌《顶批周易参同契脉望》和《古本周易参同契集注》、傅金铨《顶批上阳子原注参同契》、纪大奎《周易参同契集韵》、吕惠连《周易参同契秘解》等。这些注释虽在理论方面无突出的发展,但仍起到承载和接续参同悟真易学的作用。如明陆西星《周易参同契测疏》下篇曰:炉火之事一大《易》之道也。清仇兆鳌《古本周易参同契集注》上卷曰:丹道之与易道适相符合耳。吕惠连《周易参同契秘解》卷1 曰:不明乎易者,不足以读《参同契》之书也。这些都是秉承《周易参同契》三道由一的基本精神的。

① 卢国龙:《论唐五代道教的生机观》,陈鼓应主编《道家文化研究》第11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86页。

② 卢国龙:《道教易学论略》,《论唐五代道教的生机观》,陈鼓应主编《道家文化研究》第11辑,三联书店199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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